全面建小康，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全面建小康，质量比数量更重要——访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

本报记者 陈学慧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长江特聘教授。主要学术领域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演变、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出版学术著作多部。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

○ 中国在2020年前后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吗

○ 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风险是什么

○ 如何看待当前外资“做空中国”

中国正穿越中等收入阶段

记者：2012年中国GDP总量突破50万亿元，达到51.9万亿元，继续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5800美元，在全世界214个国家中排名第114，属中等收入国家。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这个目标，中国如何在10年左右实现向高收入阶段跨越?

刘伟：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标准，人均GDP在12475美元以上，叫做高收入国家，全世界有70个。这70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平均用时12年零4个月。其中22个人口超过1000万人以上的国家实现这个跨越平均用时11年零9个月。由此看，当一个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10年或者是略多一点的时间有可能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

从现在起，再过七八年中国可以实现向高收入的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通过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标得出的结论。从经济方面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有数量指标也有质量指标。数量指标主要是指GDP的水平，而质量指标主要是指经济结构。

从数量指标来说，第一个指标是到2020年GDP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大概是14万亿美元，比美国2010年之前的GDP多一点。所以到2020年我们能够赶上2010年之前的美国经济总量。实现总量翻番有一个条件，中国年均增长率必须达到7.2%。看来问题不大，因为这十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从各个方面分析来看，大概是在7%或者是8%。第二个指标是到2020年实现人均GDP翻一番。按照现行汇率计算，将近10000美元，接近或者是达到高收入国家临界点，所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就是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实现这个目标也有一个条件，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能太高。第三个指标是城乡居民收入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前两个指标是增长问题，这个指标是分配问题。实现这个目标有两个条件，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不能低于GDP增速，这是“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来的。二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不能扩大了。收入翻番要求国民收入在宏观与微观布局上有良好的控制。

我们知道，真正的现代化发展不仅是看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就是经济结构。1820年的中国GDP曾占到全球34%，从经济结构上看，依靠的是以家庭小生产的门户经济形式提供农产品。而当时为世界第二的英国，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现代化工业结构。后者在短短20年就超过了当时的中国，所以我们说发展更重要的是看结构。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四化同步”，这就是结构上的要求。意味着，到2020年，不仅数量指标要达到或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质量指标，也就是在这四个方面的结构变化上，也要达到或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这才叫全面建成小康。

第一个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指标是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目前70个高收入国家平均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是10%，其中，最发达的是美国2.3%。而我国2011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是36%。按比重每年下降2.4个百分点计算，到2020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大概在15%左右，与除去发达国家之外的那些高收入国家结构状况相同。

第二个是新型工业化。按照工业国经济体标准，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和江苏这五个省市基本实现工业化;辽宁、山东、浙江、福建4省实现了90%以上。这9个省市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大，平均算下来我国工业化程度大概在80%左右，中国已到工业化后期。按照现在的速度，到2020年实现工业化这个目标估计问题不太大。

第三个是城镇化。中国总体城镇化水平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用说跟发达国家比了。从经济发展史来看，城市化率在30%到70%之间，为城镇化加速期。按每年城镇化率提高两个百分点计算，到2020年差不多为70%左右，所以说，我们不太担心速度，担心的是城镇化质量。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大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第四个是信息化。现代信息所支撑的是现代服务业。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比重在75%以上，我国目前不到50%，但是我们有信心。中国有三类服务，一类是生产性专业服务，一类是现代生活服务，一类是现代体制性服务。随着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现代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以及会计、审计、交易所等跟市场化有关的服务肯定会加快，完全可以到2020年达到当代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线。

记者：有人说，中国在2020年前后经济总量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伟：我认为这不可能，至少从目前的规划来说不可能。202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还只能是世界第二，不可能超越美国。从现在起，再过七八年中国可以实现向高收入的跨越，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工业化;再过十七八年，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再过三十七八年，中国有可能赶上当代发达国家，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近现代史上，多少代人的现代化强国梦真的有可能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变成现实，摸得着看得见，可望可及。

20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有一个收敛效益。预计2020年到2030年平均速度在6%到7%之间，2030年到2040年大概是5%到6%之间。我们假定美国保持一个2008年之前的平均速度，大概是3%到4%，照此计算，中国大体上在2030年前后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这是很不容易的。

冷静分析外资“做空中国”

记者：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比市场预期要低，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做空中国”的说法，最近是愈演愈甚。请问您对外资“做空中国”怎么看?

刘伟：这个问题要从多方面理解。一方面，有些机构调低的不仅是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对世界经济的预期也是普遍下调。不是孤立地仅降低对中国经济的预期，而是对世界经济整体性的预计。另一方面，一季度经济增长7.7%、通货膨胀率2.4，这两个指标一出来，有些机构觉得是不是要回到新一轮的衰退，还有人呼吁要出台政策给予支持。实际上，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目标就是7.5%左右，一季度的情况合乎预期。有些外资做空中国，这种鼓噪是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还有就是在资本市场上投机。我认为，我们要有“政策自信”，要有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的定力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信心。

不过，我们也要正视这种“做空”。“做空中国”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的确观察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分析认为，中国的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虚拟经济中起了两个作用，一个是产生泡沫。虚拟房地产、股市、金融衍生品，甚至把农作物金融符号化，炒绿豆、炒大蒜、炒玉器等。这样会增大实体经济的困难，实体经济获得的资金就少了。另一个是增大了实体经济的成本，因为虚拟经济一炒，使得社会劳动者对未来物价上涨有预期，进而给雇主施加压力，要求增加工资，提高了劳动力成本，给企业带来新的困难，使得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加不看好。

很重要的一点是，“做空中国”也反映了中国企业的一些问题。企业普遍反映市场压力大，困难也大。今年以来我去了多家企业调研，科技型的、制造业的;也跑了好几个地方，中关村、长春、武汉、重庆等，还看了惠州的电气化、机电汽车和化工业，包头的装备制造业等。我看很少有企业感觉很好，这一点很让人担心。我们有些政策的效果可能和预期的不一定一致，比如营改增，有些高科技企业在营改增之后税负是增加的。我希望不要大规模地刺激需求，而是从供给政策的运用出发，着力为企业减税，实实在在降低企业成本，鼓励创新，对企业的创新科研投入给予优惠、给予支持。国务院常务会最近几次议题都是很好的，但是关键问题是如何落到实处。

正视通货膨胀与经济下行双重风险

记者：您认为，当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今年一季度CPI为2.4。为什么物价指数这么低，政府对控通胀还这么重视?

刘伟：第一季度CPI为2.4，虽然不高，但居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却很高。央行有一个调查，20000份问卷，78%的人认为价格涨得过快。这种现象说明，这次通胀的特点和过去不一样。

一个特点是，前期政策的滞后性。我们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上半年6月份，实行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广义货币规模及其占GDP比重快速增长，2012年底广义货币余额97.42万亿元，而GDP总量为51.9万亿元。截至今年3月底，广义货币余额突破了百万亿元。这么多钱出去之后先刺激需求，拉动生产，企业拿了钱给员工发工资，工人拿了钱去消费，CPI就上去了，这中间有一个时间差，正常情况下在欧美国家一般是6个月到18个月会反映出来。我做过一个测算，我国是7个月到24个月两年间会反映出来，而危机的时候会更长，一般是四到五年。那么，2008年、2009年出去的钱该反映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承受很大的通胀压力。经济快速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通胀问题。

第二个特点是成本推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力、土地、环保等各种成本都在提高。社科院曾测算过，物价中50%多一点是需求拉动，40%多是成本推动，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很典型的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时代。成本推动的通胀很难解决，需要给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企业效率。如果用紧缩需求、收紧银根的办法，对成本推动通胀起不了正面作用，反而会加速通胀。因为收紧银根，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提高产品成本。

第三个特点是有国际输入性质。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所以大量商品是从国际市场涨价，通过进口进入到我国的产品成本和物价体系中的。如石油、铁矿砂、大豆等。我做过研究，中国大豆主要靠进口，国际市场大豆每涨一元，中国国内市场大豆涨0.83元，中国国内市场大豆如果涨2元，则菜篮子里肉禽蛋这一项涨0.62元，因为饲料涨了。中国物价上涨的70%是由农产品涨价引起的，而农产品涨价首当其冲的就是肉禽蛋。另外，美国、日本都在大肆印钞票，国际市场上流动过剩肯定加速，加速就会涨价，而我们又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就会传导到中国经济。

第四个特点是与国际收支失衡相联系。收大于支，反映在国际收支账上是国家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外汇储备越大就等于结汇增大，也增加了通胀压力。

记者：您认为，经济下行压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伟：经济下行压力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内需不足。我们担心投资疲软，主要是担心投资不可持续，长期靠政府投资不行。政府投资退出，需要企业投资跟进。现在国内产能过剩从一般消费品到工业原材料，甚至是新兴产业都过剩。没有结构升级，没有新产品开发，没有技术创新，大企业想大规模投资都投不出去，在现有结构下再投就更过剩，问题是创新力不够。而小企业想投找不到钱。

再看消费需求。我们担心的主要是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从宏观来看，这么多年，财政收入、GDP和居民收入，哪个增长最快?财政收入，哪个最慢?居民收入，这个就有问题了。中国经济长期消费提升难，主要是在收入分配的时候，把钱给了政府和企业，居民的比重越来越低，当然消费需求就越来越弱。从微观来看，居民收入比重在下降，收入差距在扩大。最大的是城乡差距。3.3个农村居民的收入相当于1个市民，4个农村居民的消费相当于1个市民。欧美有人写文章分析，按照GDP增长7%，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居民2个百分点计算，中国增大的农民购买力，能够把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产能过剩化解掉。就是说，国际金融危机复苏主要看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看美国这轮创新能不能取得突破，特别是在新材料、新能源，尤其是生物科学技术方面。另一个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将带来购买力的增长，以此促进消费，中国经济才能持续增长。

再次，出口问题很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严重，中国商品出口的环境越来越恶劣，出口要告别两位数增长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