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毕诗成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一个高效、民主的责任政府,是不该让市长们受这份“下笔重万钧”之累的,也不该给主官们提供那么多唾手可得的诱惑与防不胜防的“湿鞋”机会。
在6月5日召开的广州市“两建”工作会议上,市长多次脱稿提醒领导干部提高行政效率。他坦言:“在我的工作日志中,原则上文件批复不过夜,哪怕早上早起,晚上到凌晨两点才睡,一天批10到15斤文件,也不能拖延工作。”此语引发网民热议,遭遇各种解读。
讲这段话的时候,市长本意是讲领导干部要有“事不过夜”的重效率精神。企业与群众跟政府打交道,最怕的就是“急惊风撞着慢郎中”,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审批效率太慢,逼着有些人不得不费尽心思,请吃送钱送礼去“润滑加速”。文件到了官员手里“批复不能拖延”,在现有体制之下,市长能有这样的意识与自觉,并现身说法提醒下辖干部,难能可贵。
而网民热议,显然不单单是对市长点灯熬油、凌晨两点不睡也要把文件批完这种敬业态度的礼赞,还因为其意外泄漏了一点“玄机”,引发了一些联想——— 一天10斤到15斤文件,着实是个惹眼的数字,有网友较真算账:15斤常规的A4纸,大约是1714张,按照规范正文规格,大约是68万字。市长大人的这份“辛苦”显然不太正常。
数字或不尽精确,映照出的现实命题却并非虚无,甚至有些触目惊心。中国社会管理一大特征,就是几乎所有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力,都高度集中在各级政府手中,太多的事情,得等领导批示来推动,批示才是重视,有批示才能干活。而文件批示越多,说明权力越大、权力越集中,也就越容易管不过来、管不好。尤其作为地方行政主官的市长,更是万千重任集于一身。这种权力高度集中,固然可以偶尔“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客观上也造成运行效率偏低、容易陷入“人治”、滋生腐败寻租等各类问题。试想,官员们整天深陷文山会海无法拔身,必然少有时间和精力用在深入基层了解民意上,权力与民生诉求背离脱节也就容易发生。
市长若能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当然高风亮节,但体制性“折磨”这个岗位,还是很不应当;更何况权力过分集中之下,再卖力的市长也有力不能逮的时候。当前的政务建设,就是要从以往过多过细、无事不审批的“万能政府”、“无限政府”中走出来,建构一个多掌舵、少划桨、分权运行的“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把该放的权力放掉,该管的事务管好”,李克强总理上任后多次强调了这一点。具体到市长身上,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权力变小”——— 需要盖章的环节越少越好,“市长一支笔”的裁量权力越小越好,很多矛盾都能在社会各环节相应消化掉,自然也就不用事事都“找市长”了。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一个高效、民主的责任政府,是不该让市长们受这份“下笔重万钧”之累的,也不该给主官们提供那么多唾手可得的诱惑与防不胜防的“湿鞋”机会。全国有多少个城市,多少个省长市长县长,莫说15斤,就是每人每天批10斤的文件,承载的公权之重,也足以令社会发展的战车蹒跚沉重,举步维艰。市长被压得喘不过气只是表象,影响到社会每一个神经末梢呼吸困难才是更根本的弊端。
长期来看,数量大、随意性大的“批示治国”,不仅要逐步从数量上减少,还要以批示内容完全公布、随时可查等透明监督机制,增强其防腐抗变的能力,提高质量。社会管理本质上是一门科学,容不得拍脑门、凭性情,什么事情该审批什么不必审批,什么权该放什么事该管什么字该签,都要边摸索、边廓清、边立规范。只有在责任政府、高效政府的理念之下,权力建构科学合理,行政运转快速有效,办事程序简化透明,市长们才能“轻松”一点,社会的活力才能“旺盛”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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