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谁之过？反思33岁女博士的临终警告

6月17日，刚刚大学毕业8个月，23岁的安徽安庆男子李哲高温下加班12小时后死亡。此前，他多次说“自己要被累死”。

时事评论员、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8月8日用一句话说出了内地白领的一生：“年轻时拿命换钱，年老时拿钱换命。”

一个个年轻的生命永远睡去时，美好的窗户刚刚打开，世界却已不在他眼前……就像那年仅33岁便离我们而去的海归博士、复旦大学教师于娟，而她临终前的反思日记言犹在耳。

李哲是一个人，又代表着一个群体。

今年，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人，越来越多的都市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

生者常不觉，死者已难言。过劳死，这只黑手正抓住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以及他们曾经奋力追求的梦，带他们飞向天堂。

就像2011年4月19日逝去的那位年轻的海归女博士、我们的山东老乡、复旦大学的教师——于娟。她临终前的反思，两年多过后依然令人警醒。

年轻女博士的临终反思

8月的曲阜市吴村镇龙尾庄，村道两旁，郁郁葱葱的数万棵黄连木一字排开，像秦皇陵墓中的兵俑。

也许路人不曾想到，眼前的风景，正是一名年轻海归女博士、复旦大学教师于娟的遗愿。于娟的骨灰就埋在这片土地上。

不过，这片能源林尚未给村民创造财富，却早已成为一串惊叹号，让人陷入对博士英年早逝的反思中。33岁，是她永远的年龄，夺命的是癌症。

2011年前后，于娟用生命最后大约一年的时间，反思自己前30多年的生活。从吃、睡、累、环境、家具，方方面面，告诫活着的男男女女，怎样生活，才能更好地活着，怎样的价值，才是生命原本的意义。

从曲阜农村走出来的于娟，33岁前就曾经创造了令常人艳羡的成就。考入复旦大学，留学挪威名校，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任复旦大学教师，之后结婚生子，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和一个百般呵护她的老公——一位上海交大的同行，副教授。

然而，突如其来的乳腺癌晚期，将她和她的家庭刚刚打开的美好生活，毫无情面地掩上了。

2011年4月19日，于娟走了。正如她自己所言：“我自认为，我写下的‘为啥是我得癌症’的文字，比我的博士论文更有价值，比我发表的所有学术文章更有读者。”“现在太多年轻人莫名其妙得了癌症，或者莫名其妙过劳死。当事人得了这种病，苟活世间的时间很短，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去行长文告诫世间男女，过劳死的更不可能跳起来说明原因再躺回棺材去。我作为一个复旦的青年教师，有责任有义务去做我能做的事，让周围活着的人更好地活下去，否则，刚读了个博士学位就到了癌症晚期，就这样去了，无异于鸿毛。”

“拼命三郎”如今拿钱换命

公安、新闻、IT、文化演艺、企业、科教界成为中国人“过劳死”的高发区。很不幸，记者的一位宁波同事也在英年进入了“过劳死”行列。

他叫李锋。如果活着，今年是40岁。不过，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8岁。

李锋长我近10岁，是个胖子，我们习惯喊他李胖子。在宁波晚报社，他是我最钦佩的记者。他看新闻的视角，他采写新闻的技巧，一度让我膜拜不已。

然而，媒体的工作特点，让这个胖子最终变成了球。变成球体以后，随之而来的“三高”，最终让他的心脏超负荷工作。

2010年冬，他在北仑区采访时晕倒送医。一番抢救，总算救过命来。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不可以再如此操劳。不过，出院后的李锋并没有停歇。稿分他最高，好稿他最多。

2011年春，李锋回余姚探望母亲。我坐在办公室听到了噩耗：他在老家去世了，是毫无征兆地过去了。

警钟就在身旁，不过，宁波晚报另一个记者卞长伟却还是步了后尘。

当年报社考核要求是稿分每月750分，而他却能常以3500分的成绩让我们不禁称他是“拼命三郎”、“铁人”。

铁有断时，况且是皮肉之躯。半个月前，去宁波，从前同事的口中得知，“铁人”倒下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前半生拿命换钱，后半生拿钱换命，而命却常是拿钱换不来的。”他的倒下，让以他为顶梁柱，让他倾其全部力气去赚钱照料的家，瞬间陷入了困境。

过劳死是谁之过?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与日俱增，但随之而来的不是人民生活的安逸幸福，而是一路飙升的物价和不对等增长的工资。

几千年来，人们最基本的追求——“安居”在当下的城市成为泡影，城市中的打工仔甚至白领，都不敢奢望拥有动辄上万甚至数万一平方米的房子。游走于钢筋混凝土森林里的人们，连“举头望明月”都成为奢望。

而日益现实的婚姻，在“居无定所”面前碎了一地。即使有个贤惠姑娘被你空手套到。没有房子，随之而来的户口问题，子女上学问题，一样让人喘息不得。

于是，“老夫妻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卖馒头只为儿子在城里能买房。”“老爸卖房卖诊所只为女儿上海买房付首付。”“情侣买不起房互相捅刀自杀。”这样的新闻一抓一大把。

压力，压力，还是压力。

面对压力，现实中，只拥有力气和手艺的打工仔，只拥有大脑里的那点知识的白领们，要克服压力，只能用尽全力，用碎每一个脑细胞，用透支生命的方式赚回一点安居的资本。

由于劳动保护法律的滞后，对于过劳死，我国尚无准确而严格的法律追责体系。

再回到文章开始的案例，23岁的李哲高温下加班12小时后死亡。死前他曾反抗过加班，向父母提出自己要辞职的想法，但面对巨大的房贷压力，他屈从了。而即使在他死后，他的工作单位的负责人态度依旧傲慢：“哪里不是高温?”

于娟走了，她留下的反思却值得我们这些正拿命赚钱的年轻人暂停脚步，好好读一读，好好审视自己的生活。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以下是于娟日记摘选：

◆我在癌症里整整挣扎了一年，人间极刑般的苦痛，身心已经摧残到无可摧残，我不想看到这件事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发生，但凡是人，我都要去帮他们去避免，哪怕是我最为憎恨讨厌的人。

◆长时间熬夜等于慢性自杀。回想10年来，自从没有了本科宿舍的熄灯管束，我基本上没有12点之前睡过。

熬夜直接危害肝脏。熬夜时，人体中的血液都供给了脑部，内脏供血就会相应减少，导致肝脏乏氧，长此以往，就会 对肝脏造成损害。

◆超负荷运转就是透支生命。每当埋头苦学，我会下死本地折腾自己，把自己当牲口一样，快马加鞭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苦不堪言……最高纪录是：一天看21个小时的书，看了两天半去考试。

◆环境。我并不是说，大上海的污染让我得了癌症，而是自我感觉，这可能是我诸多癌症成因中的一个因素：我不该毫无过渡期地从一个“无菌实验室”(挪威)出来就玩命地赶论文;不该在周边充满空气污染、水污染和食品安全危机的大环境里，在免疫力全线下降的时候，压力过大用力过猛，让长期积累的东西一下子全部爆发。

◆家具。2007年房子处理，光头(于娟的老公)怜惜那些没怎么用过的家具，当宝贝般从浦东拉到了闵行研发中心用。事后发现，那些家具甲醛超标，并一直陪伴着(于娟)一家人。可悲的是，一个终年埋头在实验室发明了除甲醛新材料的人(于娟的老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爱人却经年累月浸泡在甲醛超标的环境里，最终得了绝症。(记者 张全录 实习生 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