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拿到了令很多人羡慕的名校“橄榄枝”,但张中华对共建现象并不完全赞同。
“共建与单位的实力有关,是一种隐性福利。但如果所有学校的教学质量、师资水平差不多,我费这劲干嘛呀?离家近的学校多好啊!”张中华认为,共建会加剧教育不公,但这种不公平的背后是教育资源分配本身就不公平,所以不可能带来教育公平。
“解决教育公平,要首先解决教育资源均衡。另外,应取消重点校、示范校的评比。”张中华说,“这相当于把学校分成三六九等,那么有钱有势的肯定要去一等啊,没钱没势的孩子只能去末等学校。那么还谈何公平啊?”张中华认为。
本报记者郝成对本文亦有贡献
特权下的蛋
8月22日,教育部在其官网就《中小学减负十条规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意见稿要求,严格实行免试就近入学。
专家认为,这是教育部重申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规定,但前提是应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否则还是难以抑制择校的“暗流涌动”。
近几年广遭诟病的幼升小、小升初阶段的共建入学,也是择校的一种特殊方式。
“不同的是,共建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用公共权力和资金来共建,而一般的择校,使用的不是公共权力。”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
近几年,中小学择校热在大城市愈演愈烈,尤其是共建问题,由于涉及运用公权力为少数人谋特权,越来越引发争议。同时,也引发业界对我国目前中小学阶段招生方式改革的思考。
共建、择校不只是教育问题,而是权利不平等,纵向阶差在教育上的反映。“要推进教育放权改革,不去引入教育的民主发展和机制,我国教育乱象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北京特有的“共建”传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我国非常重视干部子女教育,101中学、景山学校最早就是为干部或政府官员子女上学办的学校。
“北京因为有一些特殊情况和条件,出现共建生,逐步取消可以,一下子取消很难。”北京市教委一位不愿具名的原副主任日前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坦言。
储朝晖对北京的共建生模式颇有研究。 “近二十年来,北京创造出行政机构与企事业单位和中小学共建招生的模式,从个别现象发展到制度化行为,有愈演愈烈之势,每年通过这个隐秘渠道,都有众多孩子走进众人仰慕的‘牛校’。”
“共建”一词原本用在“军民共建”等语汇中,指双方为实现同一目标各出一份人力和财力。可如今,共建成为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满足员工子女入学的一条“隐秘通道”。所谓“共建生”就是共建学校提供学位,共建单位提供便利的互利互惠、利益交换。
“共建的学校是为特殊群体服务的特权学校,一般来讲,共建学校从总体数量上来说并不多,但是质量很好。而共建的单位也是拥有一定的特权和信息,为权势部门提供上学的便利。”熊丙奇说。
“共建”这个名词有20多年的历史,但北京的权贵学校早就存在。储朝晖告诉记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我国非常重视干部子女教育,101中学、景山学校最早就是为干部或政府官员子女上学办的学校。然而这种办学模式,在上世纪50年代受到了批评,认为教育政策应向工农开门。
此后,办干部子女学校名义上不存在,但招生一直在进行,这个传统也一直传下来。到1978年恢复高考,把高考作为导向,在中小学阶段共建被提出来,北师大二附中、北京四中等学校成为干部子弟就读的学校。
责任编辑:乔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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