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求解医疗产业“围城”

本报记者 李芃 上海报道

方兴未艾的医疗产业似乎成了一个“围城”—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文)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再次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健康产业，但是已经投资这一领域的部分资本却感觉被“套牢”。

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金春林透露，在为国家卫计委有关课题而去苏、浙两省进行的调研中，多位投资人表示出骑虎难下的无奈。“出台了那么多文件，社会资本办医还是没有发展起来”，金说。

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2013年度的最后一期，也聚焦于社会资本办医这个主题。与会者在肯定了未来五年是投资“窗口期”的同时，一致呼吁希望改变医师身份管制等政策，给予非公医疗机构国民待遇。

民营医院遭遇人才困境

金春林在发言中开门见山：公立和民营根本不可能公平竞争。公立医疗机构的土地、房子和设备都是国家的，每年还有政府给予专项经费等。举例来说，上海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三甲瑞金医院，每年财政拨付的运营经费达七八千万，而民营医院什么都要靠自己。

重庆黔江民族医院董事长兼院长张廷浒以自己10来年的办院经历表示，民营医院首先要过的难关就是“人才关”。他介绍，建院之初科主任只能招到主治医师级别的人才，医院通过直接去医学院招聘、再自己培养，才慢慢解决了人才储备难题。

台湾联新国际医疗集团创办人张焕祯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虽然集团从一开始就是高起点地进入大陆市场，但仍然遭遇到医疗人才缺乏困难：台湾愿意赴大陆工作的医务人员数量远低于金融从业人员，而大陆公立医疗体系的人才也不愿意跳出体制。

“人才不开放，社会资本办医永远办不好，甚至不会有纯粹的社会资本办医”，张焕祯说。

上海睿信创业投资合伙人刘明，在回顾他在华润集团参与公立医院改制与并购的经历时，自称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透露，在著名的广东省高州市人民医院改制过程中，项目组人员从来不敢用“并购”或者“投资”的字眼，而只说“改制与合作”，惟恐引起医院人员和社会的反弹。然而在细化到与每一个科主任沟通等大量工作之后，这个项目还是没有做成。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对此一针见血的指出，除了政策和资源方面的优势，公立医院的政治势力也非常强大。他甚至因此而提出：下一步社会资本办医究竟是存量改革，还是只能做增量改革，还是要两者混合?

“换一任领导就换一个规划”，某中医品牌创始人、上海杏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学才以亲身经历告诫资本：不建议匆忙进入医疗领域。

优化市场环境

左学金认为，民营医院要健康发展，还是要克服一些目前存在的市场环境扭曲。比如说医疗服务的价格扭曲，客观上民营医院能发展也和政府招标等导致的公立医疗体系的高药价有关系。

左学金指出，总的说来医疗行业存在政府过度规制的问题。对此原上海市杨浦区卫生局局长金其林表示，杨浦区曾经做过一个公立医院改制的案例，后来三个月就收回了，因为承担改制的企业追求利润，“把账算得很精”，而公立医院职工还不能接受这样的改制。

潘学才认为，种种原因造成民营医院的诚信问题，不可否认很多资本仅仅冲着利益而去，这就需要政府大力监管。“如果没有能力监管，建议不要开放社会资本办医”。

台湾联新国际医疗集团的人士表示，在进入大陆10多年之后，目前遭遇的问题仍然是行业准入的门槛较高，非医疗直接相关的规划及政策法规影响仍大，跨部门的沟通成本“极高”。

张焕祯建议，推动社会资本办医可以先从人才方面做起。一方面，放开对公立医院医师的身份管制，另一方面希望允许社会资本举办医学院校。

他介绍，最近有一些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医师前往台湾培训，他们的医学专业基础非常扎实，但临床技能还需要加强，“住院医师培训非常关键”，张焕祯说，希望能够自己培训。

左学金表示，现在我们提到办医往往走两个极端，一个是政府投入举办公立医院，另一个是出资举办营利性医院，然而参照日本养老产业发展等国际经验，医疗领域也可以有社会企业性质的医疗机构出现，允许按照企业的模式运营，但是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编辑 晨星 孙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