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还在于创新

由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2012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于2012年11月25日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寻找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

论坛围绕“为什么要寻找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何处”展开，与会专家认为，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在国内经济发展遇到诸多困境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寻找新的动力，而这个新动力还是要靠创新，体制的创新，管理的创新，思想的创新，技术的创新等。论坛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与信息化产业部原部长李毅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等政府官员和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发表了主题演讲。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代表也从如何构建城市和企业发展新动力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介绍了经验。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依靠创新驱动实现工业化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近期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说，“工业化基本实现”是2020年基本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李毅中认为，基本实现工业化，要研究确定若干量化的指标，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一个指标应该是人均G D P。先进国家大体上人均G D P达到一万美元的时候宣布实现工业化，但是上世纪的一万美元和现在的一万美元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人均G D P指标定为多少，还应该考虑国情。

第二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指标。现在提倡的是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安全发展，要有先进的行业经济技术指标，关键是工业的科技水平、信息化水平要有大幅度提升，要在重点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重点行业要走在世界前列。

第三是产业结构要有合适的比例。到2020年三大产业的比例到底多少合适，还需要科学的测算。另外，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时候，工业领域内高新技术占多少，新型产业占多少，也要有一个科学的比例。

第四是民生指标。工业化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阶段，但发展的目标绝不仅仅只是工业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基本实现工业化要体现国强民富，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要有显著的变化，对于老百姓来说幸福感要增加。

“基本实现工业化要着力改变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李毅中认为，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仍需清醒地看到“大而不强”的问题。

首先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不少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一些成套设备，一些关键的零部件、元器件，一些关键材料还不得不依赖进口。比如高端芯片80%需要进口，每年花费上千亿美金。

其次，资源环境已经难以支撑。中国单位G D P能耗太高，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是发达国家的4倍。中国创造了全世界十分之一的G D P，但消耗了全世界五分之一的能源，这种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

再次，产业结构不合理。按照现有标准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占20%，部分行业产能明显过剩。比如钢铁、有色、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业，甚至包括风电设备和多晶硅，而且现在有些过剩产业的投资还在扩大。

最后是地区和行业不平衡、不协调的状况突出。由于各种原因，区域经济、空间布局、产业链条、企业结构失衡，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产业雷同的现象有增无减，影响了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李毅中建议，“十二五”期间，要使上述问题得到明显改观，工业领域要着力做好三件大事：一是要把传统产业改造优化、转型升级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支撑中国经济的还是传统产业的改造、优化、升级，要切实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的节能减排、淘汰落后、兼并重组、产业转移等难点、重点。

二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要加快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关键是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力争在“十二五”取得突破性进展。要注重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结合，传统产业给新兴产业提供技术、装备、人才和市场基础，反过来新兴产业要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三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的延伸，要鼓励和引导制造业围绕他们的产品功能扩展业务，把二产延伸到三产，增加二产的附加值。

李毅中认为，基本实现工业化要依靠创新驱动。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关键技术、核心技术花钱买不来，市场换技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能依靠自主创新，实现创新驱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再造新优势，创造新动力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说，传统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发展动力正在削弱，新的竞争能力和发展动力正在生成，但是又没有最终形成。

侯云春认为，之所以要寻找新动力，一方面因为中国正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全球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的低迷期、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期、新技术革命的酝酿期和全球治理结构、经济体系、金融体系的改革重塑期，这种背景下机遇是潜在的，而挑战是现实的。

侯云春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协同一致采取了经济刺激措施，避免了经济过快下滑和经济崩盘的灾难性后果，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今后几年世界经济仍然好不了。而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加上投资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保护主义抬头，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很严重的挑战。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也面临着挑战。侯云春认为，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原来靠的是要素驱动，要素驱动依靠资源、劳动力、资金的投入，以高消耗、高成本来求得发展，现在这种增长方式已经难以维系了。

如何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侯云春从五个方面给出了建议：

第一，新动力来自于创新。中国过去主要依靠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来追赶发达国家，道路越走越窄，空间越来越小，必须立足于自主创新，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还包括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中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应该包括三个量化指标，即全社会的研发投入要达到2%以上，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技术对外依存度要降到30%以下。

第二，新动力来自于改革。原来能够支撑中国经济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迈进的一些制度、体制机制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向更高阶段迈进，必须深化改革。比如当前的财政体制过去对于调动各地积极性、鼓励地方发展经济的作用功不可没，但也造成各地拼命追求G D P，拼命追求大项目、大企业，由此带来重复建设、产业同质化等问题，这种财政体制发展到现阶段必须要改革。

第三，新动力来自于开放。现在是多领域的开放，今后要进一步从被动开放更多地转向主动开放。一方面适应国际规则，另外一方面争取在国际规则制定上更多的话语权。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结构性减税成宏观调控主战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在论坛发言时表示，在多重经济目标约束下，结构性减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各种经济政策之间的一种平衡器，并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主战场。而目前实施结构性减税，有可能引发新一轮财税改革，以至于成为全面改革的导火索。

高培勇指出，中国的经济应当说已经率先步入复苏轨道，但在过去一年，中国政府一直面临着一个困难，即用于应对危机的政策空间变得越来越窄。在经历了为期几年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操作后之后，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对照2008年，一方面，扩张性经济政策的效应已经减弱，另一方面，“粗放型”扩张对于经济结构和物价水平的副作用已经显现。“在这样背景下的宏观经济布局，就如同一场拔河赛：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鉴于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下滑势头，要求我们采取积极的扩张措施加以应对;而鉴于物价上涨的压力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要求在积极加稳健相搭配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中，适当控制扩张的力度。这是两难以至多难的选择。”高培勇称。

他直言，为期几年的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公共投资的反危机操作，已经带来了结构调整的逆向影响，因此不能再以牺牲调结构为代价，硬性实施财政扩张;而为期几年的非常规货币刺激措施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再加上以普通劳动者工资增加为代表的各类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动，已经形成了对于物价上涨的强大压力，因此也不宜再以推高物价为代价，硬性实施天量货币驱动。

高培勇说，迄今为止，没有太多对结构性减税副效应的担忧。结构性减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各种经济政策之间的一种平衡器，并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战场。

高培勇继续指出，结构性减税所达到的效应取决于对两个问题的明确界定，一是减多少税，二是减什么税。减多少税要以财政赤字规模入手计算，2012年通过举借国债和动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弥补的财政赤字分别为8000亿元和2700亿元，合计预算赤字为10700亿元。有别于以往以“增支”为重心的操作，目前“减税”正成为财政扩张的主要载体，因此，“减税”当以超过预算赤字一半5350亿元计，以至少6000亿元为量限目标。

而在“减什么税”方面，高培勇指出，中国现有19个税种(其中一个税种目前处于暂免征收状态)，不能统统都减，减税一是要和中国的税收制度改革方向相对接，二是要和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实情相对接。由此，中国目前的矫正方向是减少间接税和增加直接税，首先这一方向符合从“简单、原始直接税”到“间接税”再到“发达直接税”的税收制度本身发展规律，二是这也和目前全球主要的税收结构趋同。

“而减少间接税的重点在增值税，首先因为增值税块头最大，稍微减一个百分点会极大地影响整体的税收;其次，虽然营业税也是间接税种，但由于它将来要并入增值税体系当中，因此再去减营业税肯定是事倍功半的;最后，作为间接税种的消费税，主要指针对奢侈品和针对资源能源类产品的特种消费税，减它难在社会上形成共识。”高培勇指出。

他表示，增值税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减税的轨道上，而把有重复征税现象的营业税并入到增值税当中，可以让缴纳营业税的行业享受到增值税的减税效应。目前，最先启动营改增的上海市最开始的预期减税规模为100到120亿元，到9月已经达到170亿元，预计到年底将突破200亿元。目前，营改增试点已扩大到全国10个省市，若以此为基础，营改增扩大到全国、甚至扩大到整个服务业，减税规模将更大。更重要的是，在营改增的过程中，减税规模会伴随着增值税率的下调，进一步扩大。“我们做过测算，如果标准税率下降一个百分点，将会有高达2000亿元的减税效应。同时，寄生在增值税中的城建税、教育附加税等等也会随之下降。这样一来，下降一个百分点的税率，大概有2500亿元左右的减税规模。”高培勇称。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目前实施结构性减税有可能引发新一轮财税改革，以至于成为全面改革的导火索。”高培勇强调。

高培勇说，如果到2015年增值税作为一个主体税种，全面覆盖营业税，那么意味着地方政府手中几乎唯一的主体税种就被彻底铲除。但一级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权力要求它必须拥有独立的税源，而且是它自己能够掌控的独立的税源。由于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四个主要税种可能都不会纳入地方税种，因此，财产税、房地产税开征的步伐就可能提速，而这一提速就是整个中国税收制度的整体性变革。

“另外，营业税一旦并入增值税，分税制原有的格局被打破。原来的分税制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增值税分成，二是所得税分成。但是它的基座一旦发生变化，这两个比例也要发生变化，这两个比例一旦变化就是整个分税制体制的一个重新构建过程。所以大的变革在后面。”高培勇继续指出。

高培勇总结称，以营改增为主要抓手，这是目前可以观察到的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布局的一个基本情况。展望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布局将会和2012年一脉相承，即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相搭配，但是不管怎么搭配，其中仍然以结构性减税为中心。而由此，还会带动下一轮财税改革和整体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