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某市官员：只要公务员养老金并轨我立马辞职

编者按：2013年以来，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反腐风暴、福利改革……催生了公务员的新焦虑症，越来越多的官员跳出体制，酝酿第三波官员下海潮。有全国政协委员认为，“公务员热”的退潮恰恰说明市场正在起决定作用。

这是一个既好又坏的时刻，在公务员普遍焦虑的同时，这个群体也在进一步走向规范和职业，将一些怀有特殊预期的人挤出去，最终推动改革。

继1992年和2003年之后，中国或将在未来几年迎来第三波官员下海潮。“国考”也在降温，2014年公务员报考人数比去年下降了36万。

高压之下，基层公务员神经长期绷紧，但这并未得到大范围的重视。

“大领导如果一出事，整个系统都会面临洗牌。首当其冲的是，工资待遇肯定会进一步被削减。” 王斌说。

“高层希望通过这两年的肃贪将公务员职业复归平常，将一些怀有特殊预期的人挤出去，才能推动改革。”

在体制内浸淫二十多年、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于波，从未像今天这样想要离开这个体制。“八项规定”刮走了逢年过节的购物卡，曾经引以为傲的社会地位和面子也受到挑战。

身为中部某市工商局副局长，于波以前无论走哪，别人都会敬他三分，现在，谁都可以调侃他一番：于局还好吧?没进去吧?

“既没有利益带入，又没有正面形象，你觉得我继续待着还有什么意思?”于波说，只要公务员养老金并轨，他就立马辞职。

他身边已经有不少人在付诸行动，其中不乏一些大的领导，比如该市建委的一位副主任去了某知名房企。在全国，也不时传出公务员下海的零星个案：2014年3月，杭州市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2013年10月，全国人大信访局副局长黄力群去了一家律所。东部某市的法官出走太多，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发文要求警惕法官辞职。舆论预测，继1992年和2003年之后，中国或将在未来几年迎来第三波官员下海潮。

但是在风声鹤唳的官场，更多的人像于波一样，选择继续观望，在辞与不辞之间挣扎。浙江省心理医生赵国秋发现，八项规定推行的最近两年里，找他看病的公务员比过去明显增加。赵从2007年开始一直担任浙江省“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牵头人。他主导的最新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不够高，幸福指数不够高，压力比较大，职业倦怠的分数比较高”，比2007年调研时更为严重。

“糖”没了

没完没了的应酬，一度令王军这个东部某市供电局的处长叫苦不迭，一开始，当禁止吃喝的大棒挥来时，王军还长嘘了一口气：从此可以解脱了，但接二连三的规定，让王军很难再快乐起来。

先是每个月5万块的奖金不见了，接着连哈根达斯券和超市卡也取消了。前不久，电力系统还给所有处级干部的公车上装了卫星定位系统，这意味着如果王军想公车私用，后台一目了然。

“这哪是在当官!”王军说，他已经很久没敢出门吃饭了，要是非被朋友拉出去，就一定把老婆孩子捎上，以证清白。这种做法在他的官场朋友圈里，已经形成一种共识。

王军或许不知道，其他系统的官员面临的监管不比他松。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广东某市官员的离任审计变成三五年审一次;在浙江某市，行风监督员隔三差五就上门……

“最近我们正好要搬家，办公室有点乱，被监督员看到了，立刻对我们提出批评，说公家单位要注意形象。”浙江某市一位官员记得，上回，某单位违规发了袋大米，市里也要通报一下。

这是一条不能触碰的高压线。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2.45万起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件，数以万计的干部因此受到处理。

乌纱难保的风险，使得每个官员都不敢掉以轻心，执行时中央到基层由此层层加码。王军的领导交代：“你们私底下说话注意点，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讲。”原本就谨小慎微的官场，变得更加噤若寒蝉。中午到食堂吃饭，王军发现大家都各吃各的，莫谈国事，“就好像这些条条框框的规定对我们的影响几乎不存在一样”。

在上海某市直机关，正科级干部陈斌也早就嗅到了这股紧张的气息。和所有人一样，陈斌知道组织干部处处长辞职的消息，也是通过一张A4纸大小的布告。刚刚过去的4月，这个消息像一枚炸弹，在单位里炸开了锅。

“他已经快五十了，又在那么重要的职位，他的离开确实有违常识。”陈斌说，这位处长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估计一个月前就提出辞呈。而在他的视野所及，已经离开的远不止这个处长。一个实权部门的副处长，去了某房企当营销主管，另一个科长，也在最近办了离职手续。

出走的原因无一例外都跟福利没了有关。以前一年到头，陈斌所在系统的福利多到很少要动用工资卡的钱：住宿有单位宿舍，吃饭有食堂，每个月还有500元的交通卡，逢年过节发的购物卡都以5000元打底，七七八八地加起来能有个五六万，这差不多是他工资的一半，但现在过年连贺卡都不发了。

“像这位副处到手的年薪也就十万，最近刚生了娃，压力很大。”陈斌说，自从2006年上海社保案之后，上海公务员的工资基本上都没什么大的调整。

于波印象中，最近十年工资不仅没有升，如果按货币购买力来说反而降了。“我现在每个月到手的钱就2600块。”于波说，二十多年前他刚进单位的时候，还能是中上等，他现在的收入在当地只能算是中下等，连他做农民的哥哥都不如。“他打工一天就能挣一两百。”

不同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于波所在的城市属于中部欠发达地区，福利不是很高，也就偶尔发点日用品，过年过节别人偶尔送条烟。“就像给小孩子糖吃一样是快乐的，现在就没有这种快乐的感觉了。”

“不消极，也不积极”

对于一个有着几百号人的大单位来说，三个官员的集中离开看似不能说明什么，但在陈斌印象中，这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他进单位十年，只走过一个人。

体制的巨大魔力，使得公务员成为中国流动性最小的职业群体。名校硕士毕业，放弃外企高薪，陈斌当年挤破头考公务员图的就是它的稳定和旱涝保收。他参加国考的2003年竞争还不像今天这样惨烈，那年恰逢大学扩招后的首批大学生毕业，公务员热刚刚兴起，之后十年，公务员报考人数屡创新高：2003年才8.7万人，2010年已经突破140万大关。

跟陈斌这一代80后相比，于波这一代60后看似幸运——国家包分配，但要想获得体制的敲门砖并不容易，于波当年所在的班级只考了两个大学生。于波是1980年代末的大学生，他们往往被认为是最有理想的一代青年人，后来很多同学下海经商，于波仍然坚守在体制内，他想以一种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激浊扬清。

最开始，体制带给他无限的荣光。五个兄弟姐妹中，于波是唯一的大学生，家里人也觉得长脸。可是后来每况愈下，现在，朋友聚会，于波能不提自己是公务员就不提。

日子过得紧巴不说，工作压力比以前也要大。前段时间，省工商局在他们下边的县抽检了一批化肥，有不合格的产品。以往，于波看到报告之后，肯定让县下属的工商所处理一下就完事了。但现在因为生怕举报，于波的第一个反应是亲自下去督导，并就报告中出现的同批次问题产品，扩大到全市进行追查，确保万无一失。

“不干事怕被处分，但只干好本职的事，不会主动去干别的。”于波说，不消极但也不积极。

对于电力系统的王军来说，每天的日子同样可以用“提心吊胆”来形容，不出安全事故，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根高压线，但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2013年6月5日晚，王军所在的东部某市一根500千伏的越江电缆发生故障，导致数个主城区的部分区域停电一个多小时，这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尽管事后查明故障电缆是由法国企业制造安装，但是该电网的副总还是被免掉了。

“上边很紧，但下边是一盘散沙。”王军说，“这次事故有其偶然性，但也是高压之下的一个连锁反应。”

两组调研数据的变化，部分印证了基层公务员消极怠工有愈演愈烈之势。2008年，重庆市发布了一组调研数据，不低于50%的公务员时常倦怠，2013年，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显示，79.89%的基层公务员存在有轻度工作倦怠的现象。

在门诊中，心理医生赵国秋接触到的公务员这两年也明显增加。“主要表现为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躯体化障碍。比如有想辞职的，有晚上睡不着的，有静不下心考虑问题的，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不知道如何度过现在以及今后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