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产假”映射劳资困境

晚上频繁起夜，白天按时上班，宝贝只能扔给老人或保姆照看……这是大部分职业女性产后面临的现状。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幼君建议，将女性产假延长至3年，由社保提供3年的生育津贴或由财政出资保障，以改善幼儿家庭紧张的生活状况。而一些妈妈则认为，3年产假似乎太长，也太理想化，未必能实现。有人表示，“我比较支持延长产假10个月到1年，这样也比较现实。”(8月11日《北京青年报》)

延长女性产假，类似呼吁由来已久。但如何延长?延长到多长?历来未有公论。此番，“产假3年论”横空出世，其略显夸张的主张，不出所料引来阵阵围观。只可惜，在一片“其心可鉴，其言难行”的悲观论调中，此一高度理想化的建议，似乎早早就要寿终正寝!事实再次证明，浸淫职场多年，洞悉社会福利现实的民众，早已失去了幻想的兴趣。他们显然更认同那些目标设定合理、实践路线清晰的“公共表达”。

无论如何，所谓“3年产假”一说，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检省的契机。一直以来，对女性就业权、生育权等权利的捍卫，整个社会都做得不尽如人意。现实是，固有法律所规定的，“三四个月的产假”往往难获落实。很多女性职员，不得不以辞职为代价，来换取分娩期的休假。此外，人力市场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也与“女性生育要停工”关系密切……在此语境下，动辄大谈延长产假，未免给人一种“想太多”之感。

法律层面的允诺再美好，也难耐职场日常的残酷境况。当我们缺乏一套健全的执法和惩戒框架，当女性无法便捷地投诉、维权、索赔，任何关于产假的纸面表述，都难免意义寥寥。更遑论，职业市场历来善于变通伪装，所有侵犯女性生育权、休假权的行径，都会被掩藏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一言以蔽之，在资方强势劳方弱势的大背景下，前者完全可以通过业绩考核、纪律淘汰、合同约定等等合法手段，来实现对后者的精准打压。

在我们的商业文化中，所谓用工道德，几乎无从谈起。雇主对雇员的个体权利和诉求缺乏认同，而只是热衷于从人力市场寻找廉价的、可替代的、无差别的“劳动力”。正是鉴于此，很多人才担忧，“3年产假”会进一步降低女性竞争力，乃至使之彻底沦为职场边缘人……身处一个低福利且法律约束偏软的社会，雇佣关系总归更为脆弱和功利了些。产假困境，仅仅是一系列劳资矛盾的一环，只不过其最能折射其中弊病而已。

低水平的公共福利、职工福利，一度促成了商业社会早期的资本积累。只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育的今天，还要继续牺牲个体权益，来支持企业主体无序坐大吗?即便“3年产假”所主张的美好光景不切实际，但市场雇主们终究要习惯，低廉人力成本时代已经过去的事实。尊重女性生育权、休假权，让女性职员体面地工作和生活，乃是一个成熟市场基本的游戏规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