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驱霾河北买单 经济洼地痛诉协同难

“河北是京畿重地，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的责任重大。如果只有大面积停产歇工的企业、大量职工下岗，没有新项目、新的就业岗位，群众收入和生活无法保障，怎么维护和谐稳定的局面?”河北省常务副省长杨崇勇，在11月26日一场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上，如此表达他对河北省在京津冀区域、乃至在全国范围内，长期处于“政策洼地”地位的忧心。

但如同其他从河北和天津各地来参会官员一样，杨崇勇在这场论坛上的主要基调，仍然是“河北要牢固树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观念”，“需要河北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就演好什么角色，不以河北一地之小私损害京津冀三地之大公”。

但何谓“小私”、何为“大公”?当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产能压缩指标、税费利益分配、污染控制责任和干部绩效考评的种种问题，都在京津冀地区这2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犬牙交错、彼此勾连之际，谁又比谁应该“更识大局”?而用牺牲局部利益所换取的共同利益，又将如何合理分配、统筹兼顾，方能使处于不同位阶、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地方行政主体权能相符?

11月26日，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上，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多名市、区(县)负责人，以及三地涉及交通、环境、发改委、产业园区等职能单位的官员，和学界和产业界的代表，即就这一系列问题各抒己见，互诉考量或苦衷。

在这场论坛上，许多人的发言，都谈到了甫于半个月前落幕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和“APEC蓝”。据河北省常务副省长杨崇勇介绍，在APEC会议期间，河北全境停产、限产的企业达8430家、停工工地达5825处。

而从去年以来，河北省更按中央政府要求，实施“6643”工程─即减少6千万吨钢、6千万吨水泥、4千万吨煤炭、3600万重量箱玻璃的过剩产能，以遏制大气污染。在此背景下，今年前三季度，河北省的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2.7%，全省11个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去年增加15天，重度以上污染天数减少11天。

但与此同时，杨崇勇说，“河北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河北的代价

据杨崇勇介绍，在今年的前三季度中，河北省的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均位列全国倒数第三，“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河北进入了20多年来最困难的时期”。杨崇勇还举例，北京虽拥有全国半数的两院院士、三分之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四分之一的重点高校，但北京企业的科技成果，转移到河北的只有1%，转移到广东和浙江的却有50%。

河北省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建国则从另一角度，描述了河北省基层民众为保证京津用水所承担的成本。张建国以承德举例，当地每年均向北京供水4.73亿吨，向天津供水4.7亿吨。为减少稻作用水，七年前当地实行稻改旱，“一年就省出了两个西湖”。虽然当地农民获得每亩550元的补偿，但为配合政策，农民每亩地仍少赚了750元。“对于这一带农民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张建民称，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约2300元;而在张家口、承德、保定一带的水源保护区域内，年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还有255万余人。“他们在向京津奉献的同时，与京津的经济落差，却在日益拉大。”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则为京津冀地区的“经济断崖”算了一笔帐。据牛文元说，北京市每平方公里产出的经济产值为1.73万元、天津则为1.2万元，但河北则只有1500元，仅河北与天津间的差距就有7.9倍。而在长三角地区，在同地域内经济中心到边缘地带的每平方公里产值差距约为3.2倍，珠三角则是4.3倍;而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此一数值则约为1.5倍左右。

学者建议强化互利机制

为克服河北与京津之间的落差，牛文元建议创设中国第一间土地银行，共管京津冀地区21.6万平方公里内的土地交易、土地流转、土地筹资、级差地租等土地资金事务;发行针对基础设施开发的债券;成立原材料期货市场，替三地共建发展所需的资金池。牛文元还主张，应建立覆盖三个地区的“分利机制”，使生态环境的补偿、节能减碳的奖惩、公共建设红利的分配和跨域协调更形顺畅。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则认为，要实现京津冀共建共享、共同规划、共同营运、共同融资，则应建立一个“讨价还价机制”，否则每个城市都认为自己投入得多、收获得少，如此便容易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究竟哪个城市先获得(利益)、哪个城市后获得(利益)，这是存在不确定性的，或者说在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之前，还不太清楚。”他以交通建设为例，建议若能成立一个跨地域的“交通委员会”或类似协商机制，针对每条道路的投入、产出、利益的互换或让步共同研究、彼此磋商，“讨价还价到最后，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均势了，对大家都有利了，就把这个方案确定下来了” 。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主任周正宇则回应称，自今年四月底起，三地交通部门已在天津成立了一个协调小组，下设有政策规划、工程、港口、交通运输等各组，至今已运作半年。未来还将视铁路和公路的发展状况，组建新的融合机制，加速过去因建设主体、行政区划不同而未能接连的“断头路”衔接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金碚则认为，京津冀三地的协调发展，不只涉及三地政府，若加上中央的角色，则应从“三地四方”的格局进行思考。他举例说，若所有中央部委和央企能施行“离京办事”制度，亦即在天津或河北选择适当地点设立政务窗口部门，即能纾解各地官员、企业进京“跑部办事”的压力。

他还建议中央应对三地政府的政绩考核实施“联评制度”，对三地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公共服务表现赋予一定程度的连带责任，“如果河北地区经济不好了，北京有责任，天津也有责任;如果北京气候不好了，当然河北和天津也有责任”。而三地之间的财政税收也应尝试他认为，惟有在政绩考核上设计机制，才能克服三地政府和干部进行协调合作时是否“足够真诚”的问题。

此外，他也认为三地应建立财政税收的共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三地之间的替代收入和转移支付。如此，则有助于提升三地共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意识、构筑协调发展过程中的财政保障，“亲兄弟明算账，越算越亲;别亲兄弟不算账，心里就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