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校闹”频发，社会互信再临拷问

□封寿炎 (特约评论员)

“医闹”这个略显怪诞的词语已经广为人知，“校闹”这个同样怪诞的词语，也正在日益浮上水面。近日，一位老校长在媒体发表题为《“医闹”入刑搞得那么热闹，“校闹”入刑为何无人关注?》的文章，建议参照“医闹”入刑的做法，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校闹”也要追究刑事责任。

有媒体对近几年发生的“校闹”进行了梳理回顾。虽然“校闹”的发生频率远低于“医闹”，但性质和手法却已日益接近。两者都已经不再满足于打打横幅一类的“原始手段”，而是花样百出、各逞其能，有的还呈现出明显的暴力倾向。医闹、校闹频频发生，这是社会互信稀薄甚至缺失的集中和放大体现。在最需要信任的两个领域里缺乏信任，造成的后果当然异常激烈。

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无疑是生命;对于中国的父母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孩子。在医疗和教育领域，人们要把自己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完全托付给别人——— 把生命托付给医生，把孩子托付给教师。托付本身就需要信任，托付之后更需要信任。医疗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进了医院，基本就是医生说了算;孩子进了学校，师生关系基本也是由教师来主导，教师对于学生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然而，这种高度信任在现实生活中是普遍缺失的。由于法治不健全、信用制度缺失、道德约束力下降等诸多原因，欺诈、失德行为层出不穷，轻信别人很容易招至损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成为许多人信奉的原则。日常生活中普通的社会交往都难以形成互信，把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交给医生，把自己的孩子交给教师的时候，信任就更难以形成。

在某种程度上，医生和教师也确实难以让人高度信任。普遍存在、频繁曝光的医疗乱象，使医生的职业形象蒙上灰暗阴影;教师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也使不少家长对孩子的处境提心吊胆。在这种不健康、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下，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拨动病人和家长心中的敏感神经，对事情往负面的方向进行解读。而且，缺乏信任是互相的、双向的。当病人和家长对医生和教师缺乏信任的时候，医生和教师对病人和家长同样也缺乏信任，同样会采取防卫措施来加强自我保护。这种双向的信任缺乏，只会更加损害双方的关系。

在信任缺乏的同时，由于传统观念的延续，社会又长期对医疗、教育行业过度道德化、神圣化，使其难以回归正常职业的定位。对于医护人员，动辄就称悬壶济世、白衣天使，对于教师则是蜡烛春蚕和灵魂工程师。这种职业定位，有可能成为一种绑架力量。因为它意味着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预期，包括对于医疗教育效果的过高预期，以及对于医疗教育从业人员的过高预期。当这种预期一旦落空，甚至出现负面状况的时候，就容易由歌颂变成咒骂，甚至诱发过激行为。对医疗教育怀有洁癖的社会舆论，对于这些领域出现的问题就会切齿痛恨，进而对于“医闹校闹”充满了宽容。当“医闹校闹”出现的时候，一些人甚至觉得大快人心，为违法分子摇旗呐喊。迫于舆论压力，一些地方的执法部门也对“医闹校闹”睁只眼闭只眼，使医院和学校难以获得正常的法律保护。

现行的法律已具有足够的包容性，无论是“医闹”、“校闹”还是什么闹，只要触犯了相关的规定，就应依法追究责任。如果每种“闹”都要单独列文，那么法律条文就将永无止境地列举下去。对于扰乱秩序甚至动用暴力的“医闹校闹”，只要不打折扣地用足法律，完全有办法对付。相对于法律的完善，社会信任的重建可能更加艰难。如果社会上的陌生人之间都能够互相信任，医生和病人、教师和家长之间就完全有可能互相信任。在充满信任的医患关系、家校关系中，还会有那么多“医闹校闹”吗?然而，更让人难以乐观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将会越来越充满信任，还是将越来越失去信任?

责任编辑：崔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