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带来的不该是恐惧

美国所领衔的TPP谈判结束了!这一消息在“十一”长假期间一度被刷屏，各种观点纷呈，在中国舆论场所引起的讨论与辩论是超乎想象的。中国并不是TPP的成员国，但是对它却异常关注。有人认为这是美国为遏制中国设立的圈套，也有人认为TPP名不副实，对中国没什么影响。

多元的声音自是好事，但是对TPP这一具有长久影响的事件，还是需要更加严肃与审慎的态度予以应对。它既不是洪水猛兽，也不会无足轻重，而是代表着世界秩序与国家形态的双重变革与转型，十年之后，回望今天，也许才能看出TPP所具有的意义。美国总统并不讳言TPP所承载的战略意义：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规则，应当由我们书写这些规则、为美国产品开辟新市场，同时制订保护工人和保护我们环境的高标准。TPP最重大的意义在于重新书写全球经济交往的新规则，而这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与“那样”的国家的区别，TPP才会在国内引起如此热烈与广泛的讨论，甚至上升到了中国崛起与否的高度。

TPP所涵盖的经济规模超过全球40%，但主要是日美两大国;内部的贸易量只占全球的10%左右，比中国在全球的贸易量还要低一些。从这些数据来看，TPP对中国来说未必是洪水猛兽，但是它代表了未来全球自由贸易发展的新方向，美国利用TPP所塑造的是一种结构性的权力，而且这一规则体系是开放的，但却有非常高的门槛，在未来，它的成员国会不断增加，更重要的是它自身所具有的吸引力。可以说，TPP也为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规定了改革的方向。与TPP并行的还有欧美之间进行的TTIP谈判，两大高级别的自由贸易区协议实际上就是要重新巩固美国在全球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这种倡议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的权力，中国媒体与学界对它异乎寻常的热情本身就能看出这一倡议所带来的智识的挑战。如英国学者斯特兰奇所言，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构成了结构性权力的四种来源，从这四个方面来看，很难说美国已经陷入衰落。TPP所带来的生产、金融与知识三方面的权力，未来也会构成一套严整的规则体系。自2008年以来的“美国衰落论”可以休矣。毫无疑问，TPP将成为奥巴马任内留下的最大的外交遗产。

TPP的谈判是在非常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与传统的多边自由贸易协议不同的是，它涉及到劳工、环境、知识产权以及国有企业等问题，也就是实现市场之间的深度融入，建立非领土化的国际市场，消除领土边界对市场的切割。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认为，世界秩序结构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这个世界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同步。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归结起来还是资本与土地之间的矛盾，资本逐利，而土地则代表着管辖权， 尤其是征税的权力。TPP所代表的是资本对土地的胜利，主权与领土要为资本的自由流动让步。这一重大的转折必然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在自由贸易的背后是权力与财富的重新分配，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模式也将成为TPP内部的标榜，其意义不亚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战后经济秩序。也正因如此，奥巴马及其内阁成员才会将TPP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在TPP谈判进展不顺的时候，美国防长阿什顿·卡特都要催促一下。

TPP也代表着市场对政府的胜利，全球市场内含自我扩张的逻辑，WTO基本实现了货物贸易的自由化，但是各国市场还是打上了主权的烙印，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融资等关键问题上还没有实现超越国界的“平等”。尤其是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权力与财富的相互缠绕已经成为当代经济的新现象。TPP以构筑一个跨国的均等市场来规制政府，推动建立更加均质的法治市场体系，当投资者与政府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政府未必能够占据上风。由此，TPP也会带来国家形态的变化，首先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会更加清晰，对政府的约束力不仅来自本国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有TPP协议，对于越南等国而言，这无异于政府管理的一场革命。

TPP协议的达成，至少意味着不同经济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可以共享一种自由贸易的未来图景。这也是近代以来英美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最大特点，为经济霸权包装上了一层普世文明的外衣。美国外交史学家拉塞尔·米德就说：“英美社会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逐步在英美人构建的框架中成型，物质和社会进步是它们的基本特性，最终反映出对意义的追求，而非对舒适和财富的追求。”奥巴马力推TPP就是防止异质文明来书写国际经济的规则，而美国的焦虑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忧患意识。中国领导人已经多次表态不会挑战美国主导的规则体系，也重申中国是既有体系的受益者，即便如此，“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的设立还是触及了美国的敏感神经。而TPP所要树立的就是英美的经济制度模式、企业模式，以及这种经济制度所承载的人权与文明的价值。

TPP协议达成之后，未必会带来普遍的繁荣，市场竞争并不会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而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是对脆弱社会制度的挑战。从决策的角度而言，任何重大的政策都是由精英集团推动的，当然也要符合他们的利益诉求。自上个世纪70年代的松绑之后，国家对资本的管控就日益松弛，资本越来越具有非领土化的色彩，跨国公司的“国家身份”也日渐模糊，到底是以这些公司的总部来界定其国家归属还是其业务呢?TPP协议最终也是顺应了资本自由流动的需求，更是跨国精英网络的胜利。拉克曼就认为，“ 国家是既有社会行动者的产物，也是新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得以形成的场所。”精英的意志可以上升到国家的政策，进而促成国际合作。由此可见，TPP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但是跨国精英之间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虽然这个协商与谈判的过程比较曲折。

TPP现在只是一个“小群”，它的规模远没有WTO那么大，但这并不代表它就“小众”。此外，TPP并没有包含中国这样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家，引起了诸多的争议与讨论。从代表性而言，TPP存在不足，但是TPP所要建立经济秩序与中国之间还有诸多的不兼容性。是美国不跟中国玩呢，还是中国不愿意参与其中?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中国深思。加入WTO之前，中国也有很多不适应，但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快速膨胀，当然中国也付出了很大的劳工、环境、资源的代价，现在到了经济转型与调整的关口。从理论上说，中国经济转型与TPP之间并无逻辑上的冲突。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构建法治型市场经济也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TPP协议达成之后，有一种声音认为，TPP是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工具，因此建议中国也构建与之对抗的多边经济合作组织。若是如此，只能让中美之间的经济冷战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于中国而言，TPP是推动和激励中国经济改革的外在的压力和动力。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尤其是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是中国最近30年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发达国家依然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知识与技术的供应国，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膨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经历着深层次的变革，简而言之，已经从简单的贸易关系变成了市场之间的协作与对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弥补既有体系的漏洞。中国在亚投行议题上对美国一直持欢迎态度，而美国也有很多人希望中国加入TPP，中国官方也表达过对TPP持开放态度。换言之，中美之间的竞争实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秩序“升级换代”的动力。

TPP的到来，不仅意味着全球经济秩序处于大变革的前夜，也昭示着中国与世界关系到了必须“共振”的时刻。TPP来了，并不是一件坏事，以平常心面对，而不是以阴谋论的想象将其脸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