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谋”下的校服腐败

购买一套百元左右的校服，竟被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班主任吃掉十多元“回扣”。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曝光校服腐败案件引发关注。2015年7月以来，新华社记者先后四次赴当地调研发现，小小校服腐败利益链条“不简单”，上有红头文件开道、校服企业垄断经营牟利，下有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校“揩油”。

这不是第一起被曝光的校服腐败案，但是案件的细节仍旧令人震惊。一是腐蚀力度之深，根据报道，校服采购过程中，从上至下，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到教职工，整个系统各个层级都参与了腐败的利益分成。二是涉案范围之广，其中咸丰县43所学校和教学点被查出全部存在校服腐败，仅2012年至2015年期间，就共有768名教职员工收受提成。三是持续时间之长，尽管家长们频繁投诉，但这条腐败利益链条在当地还是“安然无恙”地存在了十数年。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下发红头文件，为校服腐败“开道”。

评论员们显然对这起窝案“雁过拔毛”式的腐败愤怒异常。《法制日报》的评论《红头文件不能为校服腐败开道》直截了当地斥责这些为人师表者丧失了良知。作者王学进在文章中写道：“恩施州是典型的贫困地区，对于恩施州偏远山区的贫困家庭而言，花一百多元买一套校服绝非易事。”而当地整个教育系统都向校服伸出了贪婪之手，“这哪里还有教师的职业道德可言，甚或连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都失去了”。

而《城市晚报》的评论《解决“校服腐败”：“权力”要给“权利”让位》在愤怒之外，还有深深的质疑。这一系统性腐败窝案按理说不应该发生，评论员麦小迈发现，对于校服，有既成的制度和规范，“教育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等4部门曾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还有《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两个国家强制标准，以及一个专门针对中小学生校服的综合性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他不禁发问，“这么多制度和规范，为什么禁不住校服腐败?”为什么理应起到监管作用的环节都成了腐败的共谋?

同样因为“任性妄为”而遭到质疑的，还有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下发的红头文件。《新京报》的评论《红头文件何以替“校服腐败”开道》详细地解读了这起腐败案件中，红头文件扮演的微妙角色。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两次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对校服企业进行资格审查和备案管理，而获得资格的企业，通过交会费、赞助等方式向当地教育部门输送利益，最终挤掉了竞争对手。作者魏英杰评价，这样的红头文件，也属于一种变相的行政审批，设置了不必要的市场准入门槛，为行政部门增加了权力。故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资格审查和备案制度成了某些校服企业控制市场的工具，也成了一些部门寻租的手段”。

评论员朱昌俊也观察到了此案中权力越轨、红头文件“滥发”的现象，在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文章《“雁过拔毛”的校服爬满了虱子》中，他试图准确描摹出滋生这起腐败窝案的温床以作警示。朱昌俊发现，红头文件的魅影不止一次出现在校园腐败案中。去年湖南衡山县和衡东县发生的教育系统窝案中，红头文件同样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据媒体报道，当地多名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的中小学校负责人，就被指与一家校园连锁超市有关，而这家超市之所以入驻校园，就是因为有省、市、县三级红头文件的“庇佑”。在朱昌俊看来，“相较于正式的公共政策，这类系统内的红头文件由于有着较高的隐蔽性，外界一般无从得知，所以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当前中央和地方都加大了对红头文件的管控力度，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系统红头文件的“泛滥”程度，不应该被低估。

对多项政策多个环节在监管校服采购时纷纷失效和陷落的悲哀，朱昌俊将其归结于教育系统的过度行政化，这种“几近‘集体沉沦’的现实，显然与行政化下的学校生态分不开”。具体到这起恩施校服腐败案中，教育系统至今仍没有把一些原属于学生和家长的权利下放归还，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学生可以自愿购买校服。朱昌俊写道，“若此政策得到落实，就将彻底改变校服采购由学校说了算的局面，那么相关方面借此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势必能得以有效压缩”。而行政化的校园生态中，“不仅学校领导，包括普通教师，要完成的工作不只是单纯的管理和教学任务，教材购买、校服采购，他们都需要‘经手’，这自然为腐败埋下了隐患”。因此，朱昌俊总结，除了呼吁多年的大学去行政化，中小学校同样需要淡化非教学方面的职责。

归根结底，简政放权，编制权力清单，教育系统也不能置身事外，这才是切断校服采购利益链，清理校园腐败土壤的关键所在。只有整个体系中，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各司其职、各担其责，权力让位于权利，才能实现教育领域的良治和清明。

□本报评论员 集月音

漫画/王进城

责任编辑：崔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