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掂掂GDP的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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掂掂GDP的含金量

——访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

本报记者 林火灿

 

评判我国经济的变化,应该更多地考虑基数变化、换挡要求和增量平稳上升的态势。传统的动力源在拉动经济经历一段时期高速发展后,边际效应必然减弱,经济增速换挡也成了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虽然增速放缓,但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增长动力——

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日前已交出,未来中国经济如何进一步提升含金量?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对于我国2015年的经济增速,各界比较关注,也有很多议论。从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周期看,怎样评价6.9%的增速?

潘建成:有人用“创下近25年来新低”来描述2015年中国经济成绩单,表面看没有错,其表达的含义是不准确的。

“25年来新低”,给人的印象是目前中国经济处于25年来最困难的时期,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是25年前的10倍还多;2015年的GDP增量,相当于1985年全年的GDP。如果打个比方的话,25年前,我们拉着100公斤的货物在爬坡,而现在拉的货物已经增加到1000多公斤了,在动力不变的情况下,速度慢一点是正常的。

因此,不能用“多少年的新低”来描述中国经济的变化,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基数变化、换挡要求和增量平稳上升的态势。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发展阶段,传统的动力源在拉动经济经历一段时期高速发展后,边际效应必然要减弱,经济增速换挡也成了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未来几年内,我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也并非不可能。关键是,在经济增速换挡中,如果增量能保持平稳上升,就说明经济没有出现“硬着陆”。

大家对GDP增速放缓非常关注。冷静地看,6.9%的增速符合“7%左右”的预期目标。

从过去经济增长8%以上,放缓到8%以下,再调整到7%左右,整个过程是渐进温和的。从季度变化来看,2014年4季度GDP增速为7.2%,2015年4个季度依次为7%、7%、6.9%和6.8%。这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速换挡非常温和、节奏平稳,没有出现剧烈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宏观调控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低于7%只是量变,并不是质变,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经济仍然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和腾挪空间。因此,我们不必对经济增速放缓过于敏感。

记者:如果放在全球的经济复苏的视野来看,我们应该怎么看6.9%的增长水平?

潘建成:从全球范围看,很少有国家的经济增速能超过6%,我国经济的增长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屈指可数。从发达国家看,美国经济增长相对稳健,2015年前三季度分别增长2.9%、2.7%和2.2%,全年增速预计为2.7%左右;欧元区分别增长1.3%、1.6%、1.6%,全年增速预计为1.5%左右;日本分别增长-1.1%、0.7%和1.6%,全年增长预计为1%左右,均明显低于中国经济增长。

从新兴市场国家看,2015年前三季度俄罗斯和巴西均呈现超过2%的负增长,南非增速也从一季度的超过2%降至三季度的1%,韩国增速不到3%,只有印度保持7%以上的增长,增速略超过中国,而印度经济增速超过中国很大程度上与其基数较低相关。

2015年我国的新增GDP,按2015年末汇率折算,差不多为63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排名20位左右的一个国家全年GDP总量。在我国经济总量庞大,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与第一大经济体的差距在缩小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仍然在25%以上。

事实上,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也都经历过增速换挡的过程。这说明,经历高速增长以后的增速换挡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躲不开。不过,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也在提醒我们,在经济增速换挡的过程中,必须努力保持平稳,特别要注意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在经历快速发展、人均GDP达到五六千美元以后,纷纷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8000美元,而且,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正在衰减,新动力还没有形成,因此,说我国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并非杞人忧天。

但是,我们也有足够的条件和能力来规避这种风险。首先,中国人有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原生动力。其次,中国的城镇化率目前只有56%,如果城镇化率每年提升一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化至少还有20年的快速发展阶段,这将为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再次,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很大,在落后地区抓紧赶超和先进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可以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势能。比如,贵州、重庆过去比较落后,最近几年通过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加上政策对路,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的发展战略在2016年将由设计逐步进入实施阶段,其产生的辐射效应是可观的。第四,中国还是消费大国,可以形成自己的规模化市场优势,可以培育较为独立的完备的产业体系。我们只要通过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提升供给品质和水平,完全可以满足国内需求,进一步推动消费的增长。

也正因如此,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必须从提升全要素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极力改变新旧动力“青黄不接”的状态,这就需要不断加强创新驱动。一是通过制度创新,进行全方位的深化改革,释放市场活力,提升市场效率;二是最大限度鼓励技术创新,让同样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得到更多产出。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驱动,实现在人口、资本、资源等要素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足够的增长动力。

记者:看中国经济,不仅要看其形,更要观其势。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了,但结构调整取得了扎实的进展。在您看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结构的调整?目前结构调整面临着哪些现实压力?

潘建成:今天,我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口,面临着“供给冲击”,这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有不少相似之处。当年的美国由于石油价格暴涨,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物价上涨,带来通货膨胀。按照相关法案,美国不得不提高员工工资。而这又加剧了企业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家信心受挫,生产积极性减弱。在此情况下,如果还用凯恩斯刺激需求的办法来调控,只会造成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美国采取的是降低成本,改善供给环境,特别是通过大范围减税,减轻企业成本,提升盈利能力,引导企业正常进行生产,使整个经济的循环被带动起来。

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企业投资信心减弱、生产积极性下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企业刚性成本上升,社保和税费负担比较重,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同时,PPI已经连续46个月同比下跌,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供给侧的问题。这时候,如果还采取刺激需求特别是刺激投资的办法,带来的结果可能与前些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规模投资是一样的——短期内可能会活跃经济,但是会让经济结构粗放、不合理的问题更积重难返。

中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内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去产能为首要任务。中央提出,要抓紧处置僵尸企业,这说明中央对僵尸企业妨碍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问题高度重视。僵尸企业不除,过剩产能不化解,去库存的工作就很难彻底到位,去杠杆和降成本也会面临较大的难度。这些受到救助的僵尸企业消耗了大量的资源,无形中增加了竞争的惨烈,使价格下跌更难止住,通过降成本来提高利润空间就很难实现。此外,很多僵尸企业已经资不抵债,这些企业负债经营和扩大再生产,实际上加大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家在纺织行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劳动密集型行业化危为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现在,我们要在钢铁、煤炭等行业更坚决地处置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产能过剩,并进行资源有效整合,使效率得到提升,并促进结构升级以及产品升级。

当然,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特别是做好配套政策。比如,要与社会政策托底结合起来;要与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使国有企业的市场资源得到整合和提高;要与区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实现跨区域的协调整合。

记者:2016年,我们应如何更好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潘建成: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目前看应该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实现绿色发展,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都要尽量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要推动产品向中高端迈进,生产出更多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提升产出效率。

而要解决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要深入贯彻落实好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二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未来的经济发展,靠的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投入,而是靠大量的技术创新,因此,大量的资金未必直接用于购买设备,而是要用于引进高素质人才。三要积极构建能够更好适应创新活动的金融环境,使金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并助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此外,政府本身也要转变观念,改变规模扩张、大搞工业区规模的思维,转向追求经济发展质量,并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创新企业支持。




责任编辑:乔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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