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金钱

金钱能给予多少安全感，就能遮蔽多少生活的真相。当它如浮沙般散去时，人们才能知道，自己的人生究竟构筑在什么上面。在过去的这个夏天，许多人因为金钱的突然消失，经历了家庭跌落、信念破碎、亲密关系瓦解，他们悔恨、惊慌，最终用尽气力，在真切而混乱的废墟上，重新收拢起信心。

随金钱一同消逝的

过去的这个盛夏，产生了1961年以来的最高平均温度，按照中国气象局的统计，比常年同期高出整整1℃。检测到气温历史极值的气象站多达55个。就北京而言，人们经历了20个高温日和最长连续9天的闷热天。很多人抱怨，但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受炙烤、煎熬，感到灰心。看看那些把钱通过互联网平台借出去，指望获得利息，却在一夜之间血本无归的人们。我见到他们中的一些，与他们谈论他们失去的财产和接下来的生活。不约而同地，人们提到天气。

“特别热的一天”，一个从外地去了北京的女士说，她10岁的女儿中暑了，孩子在太阳底下呕吐。她去北京是想看看自己的钱到底去了哪儿。一位IT行业的女士记住了她丢失遮阳伞的一天。“我是个不爱出汗的人”，她说，那天她在太阳底下站了3个小时，汗珠大颗大颗地滚落。忍受糟糕的天气其实是他们诸多困难中最容易的一项了。

有多少人信任高利息回报，就有多少个家庭受到波及。最信任的那些，自然是以自由落体速度成为赤字家庭，最严重的那些投资者称其为“灾”，他们节衣缩食、寻求救济，同时伴随信心方面的损失。

一些家庭主妇几十年未有地记起了账。

一位单亲母亲把她的一日三餐缩减为两日一餐。

一位在深圳的主妇告诉我，她不得不看到3个年幼的孩子争抢炒菜里的肉丝。

一位湖北孝感的农妇哭诉，她连施农药的钱都是借的。

不少中年人承认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劫”。一位经历过汶川地震的女孩失去了全部财产，两次打击对她而言，难受程度是一样的，都是一夜之间，她都流了很多眼泪。非要辨别二者的区别，她的回答是：“‘希望’这个东西不一样。”上了年纪的人更容易绝望，他们面临的问题高度相似——余下的日子怎么过?所有事情中最可怕的部分在于，钱和信心一同失去了。

轻信者大有其人，“把XXX当银行了呀。”不止一个无望的人这么哭诉。那当然不是银行。他们中的不少，直到钱没了，才去了解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它会给利息，它安全”——很多时候，这就是全部的理解了。问题是怎么有回报如此之高还百分百安全的“银行”?怎么能坐享比银行高5个、10个甚至更高的利率而不担心风险?他们的盲目、贪婪是真实的，他们的惊慌、悔恨、痛苦，也是真实的。一位男士承认他管不住自己，“感觉被洗脑了，老想往里放”。一个拿全部资产投了16个平台的河北男士，得知出事时打了自己一串耳刮子，“该，谁叫你贪”。一位女士为了赢得作为奖励的一台苹果手机，把资金增加至四百万。

当然，理性的投资者也为数不少。他们调研平台背景、资质、排名，研究最新政策，通常都“观望了一段时间”。总之，慎之又慎——必须承认你要是他们也做不了更多了——选择了他们认为的最可靠的平台。杭州的周妍就把自己归为这一类别，“连信用卡都不用”的保守人士。她观望、调研的结果是把母亲58万养老钱都投了一个平台。

有人为了规避风险同时选择了几家，谓之“分散投资”。把钱一点点，然后是大部分，最后是全部，放在了平台上。有人甚至借钱去投——为了凑个整。大的整数对应大的奖赏(礼物、加息券、红包……)，结果是，眼睁睁看着它们一个个、最后是批量地宣告故障。最乐观的情况是良性清盘，按各自给出的时间表兑付。最坏的，基本坏到底了，一分没给剩下。用这个夏天流行起来的词来说：“雷了”。众多的雷里，实控人跑路、已立案的叫“死雷”。讲得多了，居然生出了一种苦涩的幽默感来。那个投资了16个平台的男士手上已经有6个死雷了。他是在一档理财节目中听说的这个投资渠道。后来，他和那档节目的说书人在试图讨回钱财的路上相遇了。

失去钱意味着什么?你也许能体会到丢了500块钱是什么感觉。可失去一生的钱呢?数字本身太抽象了。“天塌了”“雷劈了”，人们调动他们储备不多的词汇描述那种感受时，总这么说。一位投资了170万的男士告诉我，如果他能感到好受点，是因为他从来不知道170万块钱码起来是多大的一堆。于是，人们不约而同地做起了一些对等的计算——主要是帮助他们自己理解和消化。按照各自的算法，邹明和他的妻子白白奋斗了10年。他就是那个想不出170万是多大一堆的人。对安徽的孙大成夫妇而言，损失了整个家族的216万元，他们回到了7年前。10年前邹明夫妇从河北来北京中关村做销售，奋斗起点是第一个月的300块工资。7年前，孙大成夫妇刚完婚，共同拥有3万块。他们的财富缓慢地积累，然后在这个夏天落回到3万块，还另外拥有了70万负债。杭州女孩肖捷通过结婚到达了家庭财产的顶点，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年轻夫妇的账户，又顷刻间消失了。对于那些人到中年却倾家荡产的人来说，事态更残酷。一位云南的商贩听到消息后，“脑子里的血都绷不住了”，他42岁了，不但损失了一生的钱，还意识到自己既没能力、也没时运再挣回同样的钱了。你很难责备他不知变通，这个男人只是希望能维持三口之家的普通生活，没有更大的志向。回款无望，他靠在北京地下通道的弧形的墙角上哭了一场，明白往后的生活将断崖式下落。

一些人从命理上寻求征兆和解释。事发前，杭州良渚的夏女士去世多年的父亲突然来到了她的梦中。她懊悔自己不该忽视这个提醒。整个家族损失了六百多万的霍女士注意到，她的亲哥哥、家族的轴心，年前眼皮突然令人心惊地跳动。周妍的母亲、退休的项女士告诉我，夏天刚开始时，一只野猫曾来到她家窗下凄厉呼叫，“要死了，”她预感不祥，当时就跟女儿预言，“我们家要出坏事情。”

痛苦的数字 同类的哭声

即便以最快速度到达现场，他们依然是来晚的人。早上10点55分，一个投资平台发出公告，实际控制人跑路，公司已报案。36岁的孙大成从一个家乐福超市出来，把孕中的妻子送回出租屋，在北五环上把速度踩到了时速140公里。停好车下来，他腿软了。发现写字楼里关于那家公司的信息条被摘掉了，他心里沉了一下。同时段，邹明和妻子也在赶去的路上。夫妻俩一路闷走，手里还拎着几个作午饭的包子，决心堵上一两个管事的人。“咱离这么近，还能让人跑了?”

事后复盘，孙大成会和别人一样嘲笑他自己。仅仅是前一天，他还作为投资人去某平台考察了。在一位副总裁的接待下，他抽查了两个标的原始合同，得出了良好的结论。(人们后来发现，副总裁把自己的标提前转了出来，现在难友中的一位接了她的标)。等待孙大成、邹明等人的画面是大门紧锁，人去楼空。一位物业员工告诉他们，公司职员连夜收拾好个人物品走了。现场的投资人结伴去经侦报案。再次握住方向盘时，孙大成的大众朗逸车里挤上来4个脸色跟他一样煞白的陌生人。互相问了金额，加起来一千多万，够立案了。到了经侦后，被告知得去另一个地方报案，再次调转车头，孙大成的车里换了另一拨脸色煞白的人，加起来还是一千多万。

每个家庭都对应一个痛苦的数字，有些人提到它时甚至能直接引发生理痛苦。

那个新婚的杭州女孩肖捷说，她常常能被心脏疼醒。有两个在哺乳期的女士失去了奶水。

天津的一位工人因为心脏抽痛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

那个看着孩子抢肉吃的母亲甘宁宁说，发生的事情令她整根脊椎从上到下地疼。

杭州的黎渺困扰多年的怪病发作得更频繁、更强烈了。只要一听到坏消息，她就会条件反射般呕吐，冬眠般关闭感官，吞下大量止痛药，静躺一天才能恢复。她投资的4个平台，每一个都出了问题，数字是172万。

最早，大多数投资人并不懂“跑路”意味着什么。1个月后，邹明和孙大成等人坐在了我的对面，十分苦恼，“没有什么消息”，他们说，“你什么都做不了。”

每个家庭的那个数字背后都有一个财富积累的故事，这些故事既不同又很相似。很少例外，那是以青春、健康、快乐为代价的辛苦劳动的总和。那个雷了16个平台的人，袁朗，470万财富中细细追溯起来，还有他15岁起每月10元的服役津贴。那个经历了汶川地震的年轻人失去的财富里有⅓是震后得到的补助。38岁的单亲母亲严乐的投资金额里，有她作为医院临时聘用人员的微薄工资，打第二份工(卖早点)、打第三份工(摆地摊)的钱，以及一笔离婚后前夫给的抚养费。离婚时，她发誓要过得好，为摆脱“世袭的贫穷”，要立足、要努力。坏消息到来时，她正在努力，学习一个在线课程。人们常说“来之不易”，具体在严乐身上就是这些意思。这让她在报案登记时，不住地哭泣、发抖。也让她在后来的一天决心去跳立交桥，幸而一位老先生拽住了她的书包带。

很多投资了外地平台的人，得知坏消息后，纷纷在路上了。家在承德的袁朗买不到去杭州的任何票，开车出发了。在山东境内，他的眼睛疲劳得看不见了，在服务区用水洗了洗，休息了半小时。后半段路程，是他睁一只眼、闭一只开下来的。17个小时，喝了一瓶矿泉水，袁朗把自己的人生从头想了一遍，结论是他对不起孩子、母亲、妻子、自己。

嘉兴的宁晟夫妇买了当晚的硬座去北京(高铁票当即成了负担不起的花费)。他们的那个数字是400万，“全家性命在里面了”。夜间的02号车厢有约一半人是他们这样的人，大家说话到天亮，很多人在哭。邻座的一位女士没间断地哭到了天亮。后来的那些天里，宁晟常常能见到眼泪流个不停的人。在派出所登记报案，临时接待大厅里，人们排着队写下名字和对应的数字，他的耳朵充满了同类的哭声。晚上，妻子蜷在派出所门口，他远远地走到天桥下面，睡在派出所门口让他有种干了坏事的感觉。仰面躺在水泥凳上，看着雾霾笼罩的夜空，痛苦、羞耻、茫然，35岁的宁晟这一次听到的是他自己哭了。

报完案，录好口供，未来的双胞胎爸爸孙大成才感到那种致命的无助。把车停在一条僻静的胡同里，他在车里独自坐了6个小时，像他不认识的袁朗一样，也把人生从头捋了一遍。深夜才重新发动车子回家。家是东六环外月租4000块的一居室。并排躺在床上的夫妻二人都36岁了。7月初这对夫妻刚总结完本命年上半年的运势，总体蛮好的，终于要上了孩子，还是一对;他出来创业，钱也挣到一些，计划买块劳力士DD奖励自己。(事发后他第一时间想起这块表，让代购的朋友取消了订单。)好的生活眼看就要降临，立刻又面目全非了。

黑暗中，孙大成流了眼泪，很小声地跟妻子说了对不起。
 

罪人之家

一个人对自己所经历之事的本质有多缺乏判断，就在事后有多茫然。听听他们的控诉和抱怨，就明白他们离理解它有多远。

杭州的肖捷说，“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怎么就跟风刮走了似的?”

武汉的退休工人樊玉英问，“一个农村娃出来，你心肠怎么这么狠呀。一共有22个亿，一辈子又花不了那么多钱。”

云南洱海的那个商贩何金镇在电话里哭了，“绝望啊，”他说，“我们的钱到底去了哪里么?”

深圳的打工者李启智问他儿子，“你学法律的，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儿子答不上来。

令他们把钱交付出去的理由有什么呢?有的人仅仅是接受了亲友的推销。那位湖北孝感的农妇得知这个发明，还是源于城里亲戚的好意，“看我持家太辛苦了”。自杀未遂的严乐也是，“看大城市人都投才投的”。仿佛是沾了什么光，他们才与这个挣钱的新套路相遇的。

进一步地，人们又是从何时确信它是个好发明，从而感到安心的呢?杭州的黎渺在参加完一个投资平台的年会后追投了一百万。主要是由于她得到了公司高层的口头保证，保证他们将第一批拿到互联网金融牌照。同样参加过该平台年会的投资者还带回来了别的信息，比如，CEO本人看起来太老实了，“不可能骗人”，年会看起来很有档次，前央视的主持人出席了。有些人在事后控诉时，还使用了这些素材：那位CEO甚至还在卫视上作为专家分析过如何防止平台风险、应对跑路等等。一个叫云端金融(也是死雷)的平台，雷掉前一个半月还领过一个2018互联网金融最具发展潜力企业的奖。

当然，这些控诉只能表明，投资人们既不理解这些平台，也不理解某些现实。袁朗投资的爱钱帮(死雷)，是因为百度曾经的一位副总陆某带资入驻了。被雷后，陆因承诺帮助大家，被投资人们感激地称为“陆先生”，后来，他也失联了，称呼降为了 “陆狗”。那位深圳的女士、3个孩子的母亲，投资的平台“钱爸爸”由某银行存管，这个细节使她安心。那座地标式的摩天大楼稳稳地立在她的窗外，每一个深圳人都能看到它立那儿。

那些擅自做主把钱投进去的人，从财产支配者沦为了各自家庭的罪人。出事以来，邹明发现妻子总是陪着小心。做饭时主动给他打下手。以前，常常数落他喝啤酒，现在为了省钱他不喝了，她反倒问，“怎么不喝一杯?喝一杯吧。”

天津的电焊工人薛涛是那个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的人，同时是一个四口之家的罪人。无论如今多痛恨，出事前，他们得承认自己相当感谢这个发明。他的财产几乎都来自拆迁补偿，122万，是凭打工挣不回的钱。钱多了是一种负担，怎么给钱找个好去处?他当时琢磨。存了两年银行定期后，他找上了这个渠道。

很多收入萎缩的家庭，这个渠道的回报成了他们最大一笔收入。电焊工人薛涛是这样，睡在北京天桥下的宁晟也是这样。他靠卖精品杯子白手起家，生意兴隆过，如今萎缩了，只剩最后几家店铺。他的家庭和生意依靠这份利息维持。

最早，云南的商贩何金镇还能听到妻子朝自己吼骂，后来她一个音儿都不发出了。白天，她长时间地坐在客厅，不说话、不喝水，眼睛里失去了光。晚上，她又带着那样的目光躺到床上。为了避开客厅的景象，他常常跑出家门。

“钱要不回来你就自杀。”

“好的，妈妈。”

每隔两天，山东青年李宝泉都要与母亲进行一遍这样的对话。因为他把30万用于结婚的钱投进了“死雷”中，他推迟了自己的婚期，也推迟了母亲退休的日期。他在工地监工，每天不得不在兜里揣两包烟，一包好的，领导来巡视时递上，一包次的，自己消愁。

袁朗的方法是喝酒。上午处理点公务，中午就在办公室里喝起来，喝到下班回。妻子知道他愁，没酒了还给他买好，有时也陪他喝。在家里，孩子叫声爸爸都令他心烦，连保姆都处不好了。

长春的毛晓丹是被丈夫拉到卧室告知的坏消息。避开老人、孩子，两个人躲到楼下公园里哭了一场。后来，丈夫先崩溃了，成了一个危险分子。至少两次，他当她的面要跳楼，还拿指节梆梆地砸墙。只要她说提钱，他就能把车飙到时速150公里，只要她不住口，他就能开得再快一点。后来她不说也不哭了，车速快到承受不了，她就闭上眼睛。
 

鱼肉一股柴油味儿

看一看每个家庭的账本，重点看他们取消了什么。

上班族马小晴取消了每天来回2元的公交费，改为步行。

单亲母亲严乐把一天三顿缩减成了两天一顿。

一位南京的女士取消了在理发店洗头的钱，在家清洗她垂到腰间的头发。

天津的薛涛取消了儿子8000块的英语课外班。

袁朗取消了两个孩子加起来7万的保险费，以及本该早点买来给母亲住的商品房。

直到产检完的妻子发来账单，孙大成才知道双胞胎的所有产检费都要x2。一个羊水穿刺检查，4900x2。他吓着了，取消了让孩子在北京成长的机会，出生后立刻实施回乡计划。

杭州的周妍母女，打算依靠母亲每月3000元的退休金，度过她们预计长达几年的家庭寒冬。特殊时期，母亲决策去7公里外的市场买菜，转两趟公交车，每周采购一次，一周能省下三五十。水果开销完全取消了。母女各瘦了二十来斤，母亲消瘦得更明显一些。她哭诉时，女儿无声地捂住脸，慎之又慎，这个30岁的女孩还是把母亲一生的积蓄扔水里了。

和丈夫在上海打工的郭俪辛一个月后即将生产。按照原计划，投资的钱将在预产期前回款。现在都雷了。3岁的二女儿在超市里打开了一罐巧克力糖，她为8块钱哭了，打了孩子。她取消了菜，只吃白饭，唯一的蛋白质摄入是丈夫从工厂旁的河里钓的鱼，鱼肉一股柴油味儿。她的困境一目了然：第三个女儿要出生，存款近乎0，家庭月收入是5000元。想不出办法她就喝酒，最便宜的啤酒两块五，夫妻俩一人一瓶，身子喝软了也睡不着。

深圳杨小姐倒是做了个有积极色彩的梦。海面起了风暴，她连人带车被一艘倾倒的大船扣住了。她用全身力气去迎接，两手轻轻一推，把船翻过来，逃脱了。但醒来后，引力还是引力，悲哀还是悲哀。她连奶水都流不出来了，新生的孩子不得不喝奶粉。

与惊慌、痛苦一起袭来的，还有“羞耻”。是那种坏事偏偏降临在你身上的那种羞耻，是以前过得比一般人强，突然过得比一般人差的那种羞耻。邹明命令妻子不许告诉任何人。朋友关心起钱的事来，杭州良渚的夏女士总是潇洒地回应，“早取出来了。”因为损失的钱是几十年修空调攒下的钱，丈夫砸烂了家里的电视、橱柜。走在路上，夏女士感觉世界整个儿地变了，开头几天，她发现自己散步时不知道怎么迈腿才好。

一个人得多愚蠢才会落得倾家荡产?即便是他们自己，也看不起这样遭遇的人。早上4点，武汉的食堂退休工樊玉英穿上“有钱的时候买的好衣服”，偷偷摸摸地出门了。在绿化带里、工地上，她沿路寻找马齿苋、芝麻叶子。“怕人笑话啊，”她的声音饱含委屈，“以前过得那么滋润的。”她投了70万，“钱爸爸”每月发的利息正巧够她应付车贷、房贷。本来是美满的退休生活。每个礼拜，樊女士能买一只烤鸭吃。遇到乞讨的，她随手“散良心”，出手就是五块、十块。去驾校学车每次给教练抱一个大西瓜，是一个讨喜的老人家。如今，樊女士可怜她自己，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消失的爱人

在钱的事情上，有时人性表现得相当直接。很多夫妻或情侣借此重新认识了彼此。多数是不怎么好的那种认识。马小晴的未婚夫立刻离开了她，还说她“是个坑”。那失去的20万里，有她为自己出嫁备的钱，也许会是一辆车或者别的什么。为了挣回那份钱，她在下班后要开6个小时直播。她对这份兼职的描述是：穿得若隐若现的，在电脑前卖弄自己，陪着唠点儿黄磕儿，让那些下半夜不睡觉的人给她刷钱。“以前我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女孩，”她说，“现在感觉自己疯疯癫癫的。”

杭州的肖捷对新婚丈夫一交待完，就失去了对共同财产的管理权。丈夫收回了他的支付宝账户。山东的陈家亮，抱着大概率结不了婚的心理准备，试图要一个回答。 “钱爸爸”和“合时代”账户里的钱，包括预备好的10万彩礼。带着仅剩的自尊，他问，打欠条行吗?不行就没再争取了。他用孙正义支持马云获得回报的故事劝解自己，“眼光也有长不长远的”。

基于自己“精神状态不再适合带孩子”，丈夫把孩子从黎渺身边送走了，由在老家的父母代管，让她好好反省。她无法让注意力在孩子身上停留，也不想听他说话，而以前，她是个具有超高耐心的妈妈。财富曾小溪般一缕一缕地汇入她的账户中——父母毕生的存款、奶奶去世时留给她养孩子的钱(老人的愿望是“多生几个”)，公婆给的聘礼(标明也是未来给孩子的)，结婚礼金，丈夫的工资存款等等，现在所剩无几。她明白自己的支配地位——孩子使她成为了全职主妇。丈夫的下一步动作是什么呢?她意识到自己是完全被动的。

34岁的黎渺是家中唯一的女儿，被很好地爱护着，有一张柔和、脆弱的脸，眼圈很容易就红了。她低着头，头发女学生般别在耳后，眼泪洇在纸巾上。上一次财产风波发生在他们度蜜月期间，股票崩盘，俩人决定全抛。但这一次，她被上门警告时，他待在房间里，没为她说一句话。她意识到丈夫拿背对着她。她猜测他大概有什么“别的考量”。“别的夫妻都是一起的……”她没再往下说，眉毛蹙了起来，发觉自己有所期待似乎令她更伤感了。

丈夫对尤敏这次财务灾难的评价是“特别蠢”。夫妻账户是分开的，她损失了钱，没什么可反驳的。但当他进一步对她当妻子的表现打了不及格时，她愤怒了。她恐惧结婚，把这件事想象成跳楼，但也勇敢做了。虽然不是很有天赋当妻子，但也付出最大努力了。出事后，她问了自己一串问题：怎么就过成这样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会是这个样子?看到一个人这么认真责问自己，你会替她难过。一个女人，负担很重，又很孤单。如果她的故事对年轻女孩有什么可汲取的教益的话，大概是这一条，“趁感情好的时候，把财政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像不能理解钱的消失一样，32岁的尹璐也无法理解丈夫的消失。未作任何说明的那种消失。事发后，丈夫表现得很平静，然后在她不知道的某一刻从家里走出去，再也没回来。他们当初是因为爱情裸婚的，她以为这种婚姻能顽强一些。过去，她只要在商场的某个柜台前多停留一会儿，丈夫就会帮她买回来。爱人的消失就像一个耳光，使她过去的生活变得可疑了。

她甚至不知道那是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已久的，她以为他只是暂时性地崩溃了，情有可原的崩溃，于是给他发了几十条长长的消息，回顾他们的相爱之路。她是学文学的，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气质，措辞也都怀有情感。结果一点反应没有。她改变策略，问他是不是有了别的打算。问出这个话本身就令她感到受伤。消失一个月的丈夫发来了“离婚”两个字。

这些天，尹璐常常哭得睁不开眼睛。哭钱，哭奋斗无意义，主要是哭爱情，“那么不堪一击，爱情能够管饱还是管暖?”她觉得自己被吸进了一个旋转的黑洞里。她掐自己的腿，希望不过噩梦一场。腿掐紫了，现实还是眼前破碎的这一个。

在长长的通话中，我像是聆听了一场关于生活的全面否定。这个夏天，我见了许多突然变得不幸的人，有时几乎电话刚接通、人刚在我面前坐下，就能听到哭声、看到眼泪。起初他们是为财产被剥夺而哭，还带着愤怒，到后来你发现他们其实在为破碎的生活、为失去的信念而哭——简直像是一场场哀悼了。你真的能感到有隐形的东西险恶地伏在他们的后背上。“活着好累啊。”那东西，压在尹璐的背上，使她看到眼前的道路只有两个选择：“想活，感觉活着没有意义;想死，感觉死得也没有意义。”她继续描述那个黑洞，我找不出什么有用的句子来安慰她了。

A计划 B计划

最核心的问题总是一个：钱能追回来吗?由于要不到确切的答案，黎渺的母亲，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诚心问了菩萨，菩萨的意思是钱能回来。这给了她们一些安慰。袁朗请了当地的狐狸大仙，排号、磕头、烧香，获得了一个符。挂上没多久，平台又雷了一个。他另找高人算了一卦，那位的意见是“最多能要回50%、60%”，他将信将疑。

褚建，北京的一个大学老师，说服自己接受50万的失去，同时也说服自己还有不错的赚钱能力。“但是，”他一再表现出平静，被教养压抑的愤怒还是泄露了，“这个事情跟我是一个提醒，我跟这个‘体系’ 到此算完。”

关于未来，邹明准备了A、B两套计划，基于两个前提：钱要得回来的话;钱要不回来的话。要回来就抱着决心花掉，在老家给孩子买学区房。然后，该吃吃该喝喝。他的B计划是，撤销“给孩子最好的一切”，差不多得了，不再自寻烦恼了。他劝导自己就像在劝旁人，带着份洒脱，“钱挣到多少才算是多啊?”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里似乎有“省”的传统。在财产被“一锅端”前，是美德。但在之后，他们挖苦自己愚蠢。因为省，张先生的四口之家没有在这个最热的夏天添一台必要的空调，还取消了孩子们的一顿烤肉。因为省，嘉兴商人宁晟在这个夏天还穿着10年前的T恤。沿着同样的思路，南京的李轲为自己留下了一辆看不顺眼的奥迪A3。他的理想车型是A4，并且之前他完完全全买得起。现在，真买不起了，他的脑子却更强烈地想着那辆奥迪A4。

如果钱能回来，黎渺计划是买保险，把全家人全方位地保障起来。一定要给多病的母亲请个会按摩的保姆。去年去世的奶奶如果有这么个保姆，卧床的日子也少点辛苦。但想想就省了，因为家族的共识是为两岁儿子的未来之路做准备，“给他最好的”。

收入水平有限的家庭怎么给孩子“最好的”?黎渺的回答，也是很多人的回答——“把钱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当人们基于现实，忧患未来时，总相信有某个“关键时刻”，它常常是这几个方面：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养老，家庭成员的重疾等等。如果没有可依赖的福利体系兜底，生活的海面出现风暴信号时，一个家庭得有自己的“准备”。黎渺的孩子才两岁，但她已经忧心忡忡了。这大概是人们所说的，活得辛苦的意思。

当失去了拆迁款的薛涛还在自责“没把孩子的财富守护好”时，妻子率先振作起来，找了一份新工作。毛晓丹与她的“危险分子”丈夫组成了学习小组，等孩子们都睡了，通常都九、十点了，他们去市图书馆开始了一天的学习。多考个证可以多挣一两千块钱。两个人朝这个具体目标努力起来。最近，袁朗有两个账户的钱返还了，虽然对于整体而言是很小的挽回，但仍有人在努力兑现，他感到安慰，专门喝酒庆祝了。

有些家庭在继续动荡，丈夫等妻子的宣判，妻子等丈夫的宣判。有的宣判已经完成了。一个中年女人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和她的丈夫已经分开了，我们上一次联系时，形势还没这么明晰。特别坚强的人把对自己的宣判，理解成拥有新选择。在期待一个更有远见(看得到他的发展潜力)女孩的同时，陈家亮的生存策略是不许自己生病，用最低成本获取健康饮食。听起来辛酸，这个男人在电话里分析起了南瓜“既是主食，又是蔬菜”。关于财产的法律意义上的宣判，也需要调动最大的耐心去等。至于还在坚持的人，积极的说法渐渐少了，消极的说法是，人们不过是在等自己的意志力到头，再返回他们破碎的生活中理出个头绪。

孙大成是最顽强的坚持者之一。他和妻子的故事也是少数能给人暖意的一个。那个悲哀的晚上，妻子从背后抱住了他，孙大成就没再流过眼泪了。在财富面前，他拿不出什么证据显示自己是被眷顾的那类人。这次，仅仅为了多1个点的利息，他把钱从别处转移到了一个投资平台。往回倒，人生第一笔大额收入，是被裁员的赔偿。2008年，他一个出租屋的好友炒股，天天跟他说，“大成，我今天又挣了三千”，“ 大成，我今天挣了五千”。他忍不住开了户，放了一万块进去。他还记得那只股票是平安银行，也记得股指从5000点跌到了1700点。

谁不向往财富呢?如果它唾手可得，而你又能牢牢地掌握它。那次他认了，这次他不认。继续坚持，继续挣钱，“不信这辈子这个钱挣不回来。”

出事后第17天，他剪了个干净的寸头。第25天，他重新给妻子做饭了。他走进厨房，敲出一连串有节奏的声响，然后鸡汤和排骨都炖上了。没一会儿，饭菜香就充满了他们的屋子。
 

责任编辑：张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