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2)

实用主义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

如果永远到不了终点，时速再快也没有意义。高铁如此，中国经济亦是如此。“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我们谈了多少年，已经记不起了。直到今天，终于为了“安全”，我们必须“降速”行驶。

中国经济的“显性”问题异常明显-依靠宽松货币拉动投资，推动经济高速行驶所引发的成本(人力、物力、环境)上升、通胀上升已经到了忍耐极限。这一套组合策略的边际利润已经下降至零。

中国经济的“隐形”问题同样突出社火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地方债务堆积如山、围绕房地产所凝聚的利益集团势力庞大、金融风险由表内可控向表外不可控演变。重新建立更均衡的财富分配机制迫在眉睫。

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我们拥有庞大的居民储蓄，我们拥有庞大的金融市场，我们拥有严苛的税收制度，即使多米诺骨牌最终推倒到中国，我们依然有足够的回旋空间，只要我们下决心做一些改变。“穷则思变”，倘若预料之中的“悲剧”能够让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共鸣”，那么，悲剧结尾将会演变为一场喜剧收场。这并非绝无可能。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最奇特”的部分，不是所谓“中国模式”，而是“没有模式”。以五年为一节点，不难发现，这个神奇的国度总能找到正确方向，不至于迷失在某一次危机中。多数分析人士大跌眼镜的原因，莫过于错误估计了中国经济“转身”的速度。它一点都不像一个超级大国，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在每一寸土地上，繁荣都在野蛮的生长，涂满了实用主义的痕迹。这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有关。

讲一个小故事。1937年9月，钱塘江大桥开通，12月，日军逼近杭州必须炸桥。茅以升说只炸桥面不炸桥墩的话敌人几天就能修好。工兵说桥墩没法放炸药。茅以升随后说出的话吓死小兵：建桥时就预计要炸，我在第二个桥墩专门为你们设计了放炸药的方洞。炸药在桥开通前一天就放好了。在中国，尤其是基层，处处显露这这种“转身”智慧。张五常老先生也曾为基层干部能灵活解决经济难题而拍手叫绝。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智慧?

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实在太快，快到任何模式都只能“正确”一小段时间;因为，中国环境复杂，各地点不一，基层干部必须尝试不同的策略方法来不断刺激经济发展，并没有一个长期贯彻的政策制度可供实施。

讲这么多，是要说明一点：市场亢奋时要记得风险，市场绝望时要看到希望。

回顾历史，再大风浪我们都经历过，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是中国价值投资的重要前提。信心来自于对中国经济的深入了解，这需要充分的时间观察，而不是凭借表象累计而匆忙进行的判断。既要看到中国经济羸弱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顽强的一面。不走极端，永远都有必要。中国“破产”了，谁来拯救我们?

靠自己，考变化，靠发展。只有“让每一个中国人获得幸福而有尊严”的目标不变，其他皆可变。过去三十年，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也将一路走下去。实用主义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做好准备迎接改变吧!

凯恩斯主义的“伪装”

在欢庆纪元后第二个千禧年的到来时，谁也没有料到，迎接人类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之过?惊恐之余，人们纷纷翻出昔日的理论和早已被忘却的预言，试图证明人类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东京热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纽约脱销。不同学说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执一端，互指他人为肇事者，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愚蠢开脱。诸多学派之中，最为流行的，当然是凯恩斯主义。

在“大萧条”年代，是凯恩斯之处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是凯恩斯给出了应对之方：增加政府开支，创造有效需求。

在这个今日天经地义的政策，70年前确实离经叛道的言论，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满腹狐疑。直到1933年，美国才开始认真演技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的可行性。

然而，经过记者和专栏作家(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的演绎，这段历史变成了如下版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于1933年推出“新政”，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

历史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1941年才降到个位数。

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当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但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萧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

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本人当然不愿将后者作为他的案例，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这个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个体可能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忽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与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

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行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如人们所熟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始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