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挂帅该到寿终正寝时

作者: 邓聿文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山东、云南等少数几个农历年前未公布2011年经济数据的省份，最近陆续公布了本地区的GDP。从全国来看，在内地31个省市区中，除了京沪浙的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的9.2%外，其余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迈过万亿元门槛的地区已越来越多。其中，广东是首个“5万亿元俱乐部”成员，江苏和山东则迈入“4万亿元俱乐部”，浙江进入“3万亿元俱乐部” ，四川和辽宁跨过2万亿元的门槛，而广西、江西、天津、山西也首次迈入万亿元门槛，占比达到全国的2/3。

2000年，广东是内地第一个跨过“万亿俱乐部”的省份，仅仅12年，在中国内地，除了西藏、宁夏、青海、海南等少数几个人口或者土地稀少的省区还一时无望进入这个俱乐部外，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已或将跻身于此，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奇迹”。

如果说，改革开始后的前30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壮大全国乃至各地经济总量的话，那么，随着内地“万亿俱乐部”成员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一任务若不讲彻底实现，也已接近完成，因此，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就应从追求GDP的增长，转向在保持适度发展速度的同时，着重于如何分配已经做大的蛋糕，提高民众收入和改善民生上来。

现在是明确发出这一信号的时候。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发展目的和当前的内外环境两方面来看待。

做大蛋糕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成为更好地为民众分配蛋糕的手段。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国强民富，换言之，最后落脚点都在民富上。要实现普遍的民富，就需要有一定量的财富，否则，民富就没有根基。这个财富的规模，视一国的人口、资源以及当时世界其他富裕国家的水平而定。在这一限度内，应充分挖掘经济发展的潜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各种因素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做大蛋糕;超出该限度，则可能会引起环境、资源等各种约束条件的全面紧张。

就中国内地而言，由于人口众多，且经济发展的基础薄弱，所以需要一个较长时段的做大蛋糕的过程，这也就是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一门心思发展经济的原因，先把蛋糕做大，满足分配之需。当且仅当在这一点上，经济增长可视为发展之目的。但另一面也要看到，由于我们的资源和环境相对人口的局限，特别是在做大蛋糕中不注意发展方式的改变，虽然目前的GDP已经做得非常大，各个省份纷纷进入“万亿俱乐部”行列，然而，环境资源也消耗和破坏得差不多，假如不彻底改变发展方式，根本不可能继续支撑我们以当前的速度发展。

另一后遗症是，或许由于做大蛋糕的时间很长，一些地方的领导不自觉地把手段替换为目的，为做大蛋糕而做大蛋糕，不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关系，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致使民众的相对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如前所述，要实行民众的普遍富裕，做大蛋糕是前提，公平分配蛋糕则是关键。光有前者没有后者，不但有违经济发展之目的，而且，长时间的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最终会使得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下去。因为以粗放式的发展方式积累的财富，不过是对自然和劳动力的掠夺，它以环境和劳动力的损害为代价，破坏了继续发展的自然和人力基础。除此外，蛋糕能够得以不断做大的另一重要因素，在于有庞大的外部需求可以吸纳国内因多数民众收入提高不快而无法消化的产品和生产力。

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外部需求也开始萎缩。如果不适时扩张内需，将原先由外需吸收的生产力转由内需消化，势必将发生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危机。而要扩张内需，首当其冲就是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做好蛋糕的分配，由此形成的消费型社会将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状况，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

上述道理其实并不难懂，关键是要有决心去克服利益的羁绊。目前来看，除外部因素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转型外，内部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一就是经济增长困难本身为发展观念的改变和发展主题的转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时，受发展惯性及利益驱动影响，想进行任务的转变也很困难;但现在，当地方政府意识到即使做出加倍的努力也不可能达到过去的增长速度，反而可能不会去参与地方GDP的竞赛。二是多个省份的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去年实现近年最高，不仅在经济增速上全国奠底的上海其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上年有大幅增长，跑赢GDP近6个百分点，而且经济增长超过东部省份的一些西部省份，其人均收入增速尤为可喜。全国25个省市人均GDP超4000美元，京津沪更是直逼发达国家。三是广东等传统的经济大省，在今年纷纷不提GDP增长，而把重点放在结构转型和民众收入提高上，初步显示出一种发展方式的自觉。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反馈人民。在我们各个省份的经济总量赶超欧洲多数发达国家时，也要看到还有一半国民的人均纯收入在中位数以下。这一反差凸显发展主题的转向已刻不容缓。总之，现在内外条件均已具备，为自觉引导这一转变，理应明确提出，是时候改变GDP挂帅的政绩考核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