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大盗＂石柏魁否认预谋盗窃 称＂喜欢就做了＂(3)

控方：盗故宫就该重判

据记者了解，检方将石柏魁案定性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是考虑到盗窃地点特殊，社会影响大，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盗窃行为。

对于盗窃文物及盗窃故宫，我国刑法并没有单独设立罪名，统一适用盗窃罪。在《刑法》修改前的盗窃罪条款中，曾规定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可处死刑。而随着去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盗窃罪的死刑，这一刑种已不再适用盗窃罪。在修改后的《刑法》中，已经取消了“盗窃文物”作为盗窃罪的加重情节。

不过，在司法解释中，到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盗窃珍贵文物，仍是重点考虑的情节。即“以国家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盗窃未遂也“应当定罪处罚”。

辩方：所盗并非文物

黄律师认为，如果认定石柏魁有多次盗窃行为，可以定为“情节严重”，但如果以“在故宫内盗窃”，就认定石柏魁“情节特别严重”，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黄律师强调，在情节上，石柏魁盗取的是在故宫内展出的私人藏品，应当参考司法解释中关于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之规定，其性质不属于“盗窃金融机构”。

据石柏魁供述，他跟着旅游团混进故宫游逛时，听到导游讲解说“真品都在台湾，这里大部分是仿制品”。当逛到斋宫时，他又听导游讲解得知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参展物品是金子做的，是高科技产品，比较值钱，就起意偷盗。

建国以来的故宫盗宝案都是以故宫文物为盗窃对象，与石柏魁案的性质并不相同。从石柏魁偷盗行为本身来说，无论是具体情节还是犯罪后果，都不构成法律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黄律师认为此案确有“特别严重”之处，那就是故宫失窃在海内外造成巨大影响，但这并非盗窃之人一人之力。

“本案引起巨大社会关注的原因是故宫这样一个防卫森严的文物重地，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正是由于故宫疏于防范，才对故宫的形象造成如此恶劣的社会影响，不能把社会影响责任全都推到盗窃人石柏魁身上，而据此加重他的刑事责任，认定他‘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这不符合刑法原理。”黄律师说。本报记者 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