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近日宣称,到明年8月,富士康普通工人的底薪增加到4400元。而今年年底前底薪就会直接由目前的2200元直接跳到4000元,调幅达到82%。目前富士康员工总人数已经接近120万人,其中大陆员工超过100万人。
在成本上涨、代工制造业利润被不断削薄的今天,郭氏这一系列关于加薪的高调表态虽然令人疑窦丛生,但也令人想起98年前,亨利·福特做出的一个惊人决定:公司立即从2.5美元执行日薪5美元的标准。他说,福特自己的员工应该有能力买得起自己生产的车。到1925年,福特的T型车售价为260美元,按日薪5美元算仅是两个多月的工资。
福特前CEO艾柯卡认为,5美元日薪是福特的最大贡献。其带来的社会效应造成了一个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启动了庞大的内需市场,美国由此腾飞。
工业革命后的世界经济不同于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由于产能不足而抑制消费,提倡节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成为美德,节俭反而会带来萧条。
一个健康的现代经济体,必然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共同体。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实现共同富裕,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髓。在现代世界,劳资关系并不仅仅是个社会公正问题,还可以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解决现代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动力机制问题。
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靠大规模的投资来拉动经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模式如果被常态化,则会带来许多恶果,因为投资会经常性地偏离生产为居民消费服务的根本目标,经常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造成产业结构失衡,资源浪费严重,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只能作为一种暂时性的手段。只有国内消费需求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立足点。
如何扩大内需、培育中产阶层是中国近几年热议的问题。谈及这个问题,人们往往习惯性地指责政府应该减税,垄断企业应该让利于民等,但如果有一个像福特那样的标杆性的企业来进行“破坏性的创新”,打破僵局,也不失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好办法。富士康宣称要向内需服务型企业转型,要通过加薪“催生当地中产阶级,扩大内需市场”,其具体的战略考量不得而知,但我们乐见其成。
郭台铭如果这样做,会不会把自己拖垮呢?这其实不用我们担心,因为生意场上的资本家比谁都精明。当年资本家们一致责骂福特不但要毁了自己,还要毁了“整个美国工业”,但后来的事实恰恰相反。
另外,加薪造成“蝴蝶效应”,使用工成本普遍上升,制造业资本会不会逃离中国,转移到印度、东南亚呢?这也不见得。
虽然人们还很眷恋低人力成本,但中国人均GDP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就是一个结束廉价劳动生产的阶段。即使没有富士康,招工难的问题也正在逼迫中国制造企业加薪、转型。事实上,当年福特加薪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招工难逼出来的。
况且,劳工成本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单纯的零和博弈,影响资本行为的因素是多重的。中国的人力资源品质、基础设施等也是长期以来磨炼出来的。在哪一阶段,就有哪一阶段的事要做,无需刻舟求剑。
责任编辑:王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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