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金融抑制(2)

放松管控势在必行

从贷存比的历史使命以及科学性上分析，其所起的作用正在消散。上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对当地银行造成巨大干扰，央行为了破除地方政府的倒逼放贷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国家将75%的贷存比写进了《商业银行法》。

“那个时候设定贷存比有其合理性。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存贷比起初并非作为一个流动性管理指标，而是信贷管理指标。央行试图给商业银行一定自主权，同时摆脱过分的信贷投放压力。但时至今日，没有必要再借助贷存比来监管流动性。”鲁政委认为，贷存比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取消是大势所趋。

滕泰则表示，中国的监管层对于金融体系过于谨慎。他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国银行业面临巨大的不良资产风险，中央政府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注资、补充资本金、支持几大银行上市四个办法帮助银行渡过难关。之后在将近15年的时间内，保持存贷款的利率管制，其结果是让银行赚起了高额垄断的利润。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监管机构采取了过度谨慎的原则。一方面拼命地满足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同时又给自己的银行加了好多紧箍咒，贷存比就是其中之一。

“从趋势上看确实是有破除它的必要，因为当初制定的时候未必科学。”曾刚对《英才》记者说道，“银行现在的负债和流出都是非常多元化的，存款和贷款只是其中一部分。有些国家的银行存款占比非常少，因此用这个指标兼顾整个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匹配的状况肯定会出现偏差，因为存款只占其资产负债的一部分。有可能这块指标是达标，但整体流动性可能不达标，有可能这块不达标，而整体却是达标的。因此用贷存比对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监测并不科学。”

资料显示，全球除中国外基本上没有国家利用贷存比进行银行流动性监管。最新制定的《巴塞尔协议Ⅲ》，也完善了流动性的监管内容，其中包括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据业内人士分析，相比贷存比，这两项指标更加科学合理。

“我国在1995年前后推出的贷存比指标，那时金融市场几乎不存在，在那时似乎是合理的，但如今已显得过于简单。本次危机之后，巴塞尔委员会也开始对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予以高度重视，并引入了两个全新的流动性监管指标，其基本上是以全球最复杂的美国金融系统为蓝本。在范围上，应该可以涵盖目前复杂程度尚不及美国的中国金融市场。既然中国明年就要实行新的《巴塞尔协议》了，那么，贷存比已经没有必要存在。”鲁政委说道，“从另一个层面讲，如果不把它作为流动性指标而把它作为信贷控制的指标，而央行已经有自己的动态差别存款准备金率，那么，贷存比到底是隶属于货币政策还是监管政策?显然从监管层面讲，贷存比已经完全失去其应有的作用。取消贷存比是当下最为迫切、最现实的问题。”

“解除中国金融抑制最关键的因素不是价格因素，而是数量上的因素。”滕泰认为，“应该在老百姓的储蓄和企业的贷款之间架起一个桥梁，而不是制造一个鸿沟。首先是打破商业银行的垄断，开放民间借贷渠道，然后让民间资本可以入股商业银行，也可以进入信托、融资租赁、成立信贷公司等等，让他们可以绕过商业银行把资金和供求打开。同时中央将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至市场化水平，把闲置的资源从央行的账户上释放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