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迁徙” 引代工厂供应商激烈反弹

作为对价格极为敏感的一个行业,阿迪达斯的工厂一直像候鸟一样在四处迁徙。阿迪达斯近日公布了一项决定，关闭其在苏州的工厂，这也是阿迪达斯在华的唯一直属工厂。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解，阿迪达斯苏州工厂的员工数和自有产能虽都可忽略不计，但占其在华销售约60%订单，长期以来一直是通过这一工厂分包出去的。而随着其苏州工厂的关闭，这一部分的生产业务将直接并入阿迪达斯的国际采购部门。

观察人士称，阿迪达斯在架构上的这一项重大调整，能体现出其对中国制造业优势的担忧，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力成本的持续上升，还涉及服装鞋帽行业的进出口税率、人民币汇率等多项问题。从趋势上看，中国制造的优势在逐渐被蚕食。

阿迪达斯在关闭直属工厂的同时，还解除了该工厂下属供应商的合作合同，这也激起了供应商的激烈反弹。在关闭工厂的同时，其还将面临可能的诉讼及社会责任方面的指责。

成本候鸟释放迁徙信号

4月26日，上海漫浪纺织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孙英莉接到阿迪达斯公司的通知，要求到苏州的一个宾馆里开会。与其同行的，还有另外5家阿迪达斯供应商的负责人。

作为阿迪达斯苏州工厂的主要供应商，这6家代工企业每年从阿迪达斯接到的服装订单数超过1200万件，约占阿迪达斯在中国年销售服装总数的60%。这6家代工企业中，有5家为成衣加工商，1家为针织面料供应商。

孙英莉的企业拥有6家代工工厂，员工人数从300至1200人不等。即使在2009年和2010年阿迪达斯中国库存居高不下的时候，其也从该公司获得了超过120万件服装的订单。

“待我们到苏州后，被阿迪达斯苏州工厂的负责人逐一地拉到一个小会议室里，告诉我们由于苏州工厂将关闭，双方的代工合同也将被终止。”孙英莉说，对于这些供应商而言，这无疑是一声晴天霹雳。

“阿迪达斯在中国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们就在合作，现在对方单方面终止合同，我们的员工怎么办，我们的设备投入怎么办?”孙英莉说，在2006年时，阿迪达斯与几家主要的供应商签订了长期的加工合作协议，让每家供应商每年都必须制定且不断更新3年战略规划。

当时的合同中，有一项被供应商们认为是“霸王条款”，即阿迪达斯如希望解除双方的合作，只需提前6个月尽到告知义务即可。

7月25日，阿迪达斯给本报的书面回应亦表示，“关于终止业务合同，阿迪达斯已对我们的供应商合作伙伴做出了公正和适当的法律告知。阿迪达斯遵守我们书面协议中的所有承诺，但没有法律义务进一步承担损失。”

孙英莉表示，事实上，在2010年时，阿迪达斯将关闭苏州工厂的消息就已经传出。为了打消供应商的顾虑，阿迪中国财务运营总裁兼阿迪苏州工厂直接负责人erick　haskell甚至专门找供应商座谈，希望他们在设备和软件系统上继续支持该工厂的订单，并口头承诺在2015年前不会终止合同。

吃下“定心丸”的供应商们，回去后多数与员工续签了劳动合同，并将劳动合同的时间节点放在了2015年。“最近阿迪达斯的社会责任部门驻厂帮我们算过，仅解聘员工这一项的损失，就超过3000万元。”孙英莉说，何况任何一个当老板的，都不愿意看到大规模解聘员工的状况发生。

终止多家供应商合作

7月25日，阿迪达斯向本报证实了将关闭苏州工厂的消息。阿迪达斯方面表示：“中国仍是阿迪达斯一个重要的采购市场，我们目前与中国超过300家供应商合作伙伴紧密合作，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一个区域市场。我们对中国市场的承诺保持不变。”

阿迪达斯还表示：“本次重组的最终结果不会影响阿迪达斯在中国产品生产的总量。”虽未正面回答本报记者提出的问题，但这句话的潜台词应该是，关闭苏州工厂是其重组在华生产业务的一部分，苏州工厂的产能还将来自中国，只是更换一批供应商而已，而非外界传言订单已转移至东南亚国家。

有供应商向记者介绍，关闭苏州工厂前，阿迪达斯在华的生产及采购业务分作两块，一部分通过苏州工厂将订单外包给代工厂实现，这部分订单主要用于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约占中国市场总需求的约60%。另一部分则由阿迪达斯公司的国际采购部门完成，该部门的采购及供应均覆盖其全球市场。此次重组后，所有的在华订单全部被转移到其国际采购部门。

为何有此变动，阿迪达斯不惜裁撤与其共同成长的供应商?阿迪达斯仅表示，将为这部分供应商在沟通计划和过渡工作等方面提供相应的咨询帮助。有供应商猜测，这与阿迪达斯部门之间的斗争有关，也有其希望更换一批更为弱势的供应商，以便中国制造的成本到达一定临界点时，可以更为便利的撤离。

作为“成本候鸟”最为核心的一个部门，阿迪达斯国际采购部一直密切关注着全球各地的成本变化和趋势。

“关闭苏州工厂，将在华采购集中到国际采购部门，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即阿迪达斯至少已经作出判断，中国制造的综合成本已经不是最低，而且有大幅攀升的趋势。”UTA时尚管理集团中国区总裁杨大筠表示，这也意味着阿迪达斯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如感到中国制造的综合成本达到其能够承受的临界点，它可以毫无羁绊的“飞走”。

孙英莉曾横向对比过，中国工厂与越南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同行的综合成本。“中国工人的月薪平均为3000元，越南为1800元，柬埔寨为1200元。”孙英莉表示，生产环节上，人力成本为最大的支出。但相比之下，中国工厂的面辅料配套最为完善，员工的生产效率也最高，还远没有到必须进行产业迁移的这一步。

但亦有业内人士指出，阿迪达斯在国内生产主要以代工形式，而代工厂没有销售权，故其产品在国内销售需要出口转内销，不仅缴纳增值税，还有关税。进口东南亚国家生产的鞋子，在成本上并不会因为关税而变高。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制造失去人口红利之后，阿迪达斯及耐克对中国生产热情减弱的重要原因。

杨大筠表示，阿迪达斯的决定应该是从多方面考虑的，如欧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走低，已经使得很多欧洲的在华企业不断减少人民币资产的投入。若欧元的弱势还将持续，便难保欧洲在华企业的生产线不再迁走更多。

而早在2009年，阿迪达斯的老对手耐克，也已关闭了在华的唯一一家鞋类生产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