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不及要花钱？且慢！

只要想办法，政府花聪明钱的地方很多。多数时候，减税比政府直接投资更聪明。

张斌，中国社会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访问学者和联合国贸发会议全球化与发展战略部经济事务官员。

2010年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在下坡路上。2012年2季度的GDP同比增速降到了7.6%，创下了三年来的新低。持悲观观点的经济学家最近很受欢迎，他们列举了一大串中国经济将大幅减速的理由：外部经济环境持续低迷、人口红利消失、改革红利消失、出口产品竞争优势下降、企业和金融机构进入去杠杆化周期、中产阶级无力扛起消费大旗、政府隐性财政沉重等等。

不管这些悲观的理由站不站得住脚，政府已经等不及要行动了。政府定的经济增速目标是7.5%，2季度的增速已经临近目标，不能再往下了。消费难指望，远水解不了近渴。要想短期内取得成效，还得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

政府投资有难处。三年前留下的伤疤还没好：一连串的项目，一连串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连串的潜在银行坏账，中国银行业从此背上了大包袱。2010年中期以后，政府花大力气整顿地方融资平台，好不容易才见了效，把地方融资平台的数目和贷款降了下来。如今，政府又要刺激经济，按照老的套路，还是地方融资平台做媒人，银行出钱。这样下去，银行业以后的日子没法过。

经济学家也有话说。别看中国的GDP增速高，背后的代价更高。一般国家多是拿当年GDP的10~20%用于投资，收获3~4%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是拿当年GDP的40~50%用于投资，收获9~10%的经济增长。目前中国的投资占GDP中的比重超过50%。这么多投资砸下去，形成的产能谁来消费?没有消费的最终支撑，投资价值何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投资占GDP中的比重无论如何不能再增加了。

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些既不会增加未来的银行业风险，又不会造成未来的产能过剩的投资。这样既缓解了短期内的经济增长下滑，而且没有后患。放眼望去，这样鱼和熊掌兼得的投资项目不在少数。

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有一份研究，他发现在1989~2004年期间中国的人均医疗供给基本没有增长，而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其他的消费品的产出都有较快的增长。1989年，每千人床位数为2.28个，每千人医生数为1.52人。以后十多年的时间里，每千人床位数从2.28个稍微上升到2.33个，而每千人医生数则从1.52人下降到了1.47人。由于拿不到最新的数据，邹至庄教授使用的数据旧了一些。但2004年至今，中国的医疗体制没有根本性变化，医疗供求矛盾依然突出，大家经常抱怨的医院排队和服务差也是由此而起。

医疗行业只是中国式供给短缺的一个缩影。糟糕的空气、不安全的食物、畸形的教育、拥挤的交通、不保值的金融服务等等，单子可以拉的很长，这些都是供给短缺的表现。中国国民自信心在过去十年有了很大提升，但是一提到这些领域，我们不得不垂头丧气。这些与民生最贴近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做不好，火箭发射的再远有什么用。

通过增加投资改善供给，是解决中国式短缺的必由之路。政府要做角色转换，不能像现在这样自己干不好还不让别人干，也不能光是嘴上说着鼓励非公发展的三十六条但没有实际行动。政府角色转换的任务越来越迫切了，按照老的套路再走下去，银行坏了，政府财政跟着坏，政府会面临危机。

政府投资也很重要，但是要花聪明钱。日本20世纪60年代修的地铁项目，就已经是四通八达的地下城，大的地铁站有几十个出口，与周边人流密集的建筑无缝连接，不仅方便了乘客，小商小贩也从地面移到了地下，让地面更加漂亮。再看看我们21世纪的地铁，地铁只是地铁，无论地面上的需求如何，永远是 ABCD四个出口。地铁还不算是差的，路修好了没人走，桥修一半就塌的项目也不少。应该拷问一下拍板项目的领导，当初是怎么设计的，是不是应该从他们家的存折里扣一些钱贴补银行里的坏账。

只要想办法，政府花聪明钱的地方很多。花几十个亿送失业工人到学校读书，到国外读都行，这比几百个亿的大项目能更好地解决失业问题。再花多点钱到老弱病残及穷人身上，虽然赚不到GDP，但是赚得到百姓对国家的信心。最重要的一点，多数时候，减税比政府直接花钱投资更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