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中国长假制度比带薪休假更现实

今年的十一长假让长假制度重回争议的中心。有人认为，应该恢复五一长假，分流出行的人群;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既然旅游需求是因为假期集中，那么何不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提倡分散的带薪休假，更大程度上的在时间上分散人们的出行。

目前全国一盘棋的长假制度等同于全国经济某种程度上的停摆。在长假中，上、下游行业均休假了;客户、供应商也休假了，即使企业不放假，职工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在此前提之下，企业给员工放长假，机会成本最小，企业当然会选择放假，这就保障了劳动者的权利。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机会成本最小，是在全国性停摆成为现实的、强制的、不可改变的大前提之时才成立。如果不把这种全国性停摆视为不可改变的前提，可以用带薪分散休假取代，那么，长假这种停摆，对大多数企业而言，损失都是很大的。相对没有长假，分散带薪制度下企业可以保持运营，对企业而言其实更优。

但真的进入带薪休假的选项后，事情却不会按美好的愿望发展，就如同在著名的博弈模型中，两个囚徒不可能合作一样。

大多数人都担心，一旦取消长假，很多人的带薪年假会被单位悄悄剥夺。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由于历史、法制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组织发育水平，个人权利意识等多方面原因，长期以来，在我国的企业中，员工相对弱势地位，在休假、工资、劳动防护等方面的谈判能力相对弱，和老板商定、单纯按自己意愿安排假期也就相对困难。

而且，更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除了从单纯的个体权利角度外，长假制度还有更深层次、更牢固的社会成因。

在当下劳动者的相对弱势的状态，并非简单的一句，加强劳动者权利保护那么简单，而具有更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经历30年的飞速发展，人们物质需求旺盛，幸福感、自我评价均受个人经济能力的极大影响，于是，劳动者更加努力工作、展开竞争。在这个中国现实之下，相关法律法规可以保护一个劳动者应得的权利，保护他们应得的加班工资，但是，却无法阻止，也无法论证一个更愿意加班，更愿意牺牲假期的人得到升迁、奖金是不合理的。

而且，带薪分散休假制度下，某些员工休假了，但由于企业不能停止，任何一个岗位都不能缺人，虽然其工作似乎可由他人分担，但整体来看，三个长假接近全年工作天数的10%，分散休假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人力资源需求，企业就需要留出额外的人手。这还不算其他人替换岗位产生的各种失误和效率损失。所以，在分散休假制度之下，虽然企业相对长假制度损失更小，但仍会想办法蚕食员工的假期。

这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长假对企业和员工而言都不是最优选择，但如果选择带薪休假，最终却是没有休假。员工、企业和政府的博弈结果就是形成了长假这个次优局面。

当然，这也产生出额外的效用，激发了更多的旅行需求，也导致了旅游相关部门的游说动机。人们往往喜欢偕老带幼，或者三五好友一起出游。但分散休假制度下，两个家庭，或4、5个上班的人一起出游，协调统一假期的成本就让一起出游变得几乎不可能，最终旅游就被放弃了。所以，长假制度还起到了1+1大于2的作用，当单个人的假期在时间上重合时，协同效应带来了效用的提高，也产生出更多的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来看,这也是长假的重要目的。

实际上这可以看作一种政府替代劳资双方统一谈判的方式，显然从个体而言效率并不算最高，但这也是一种用政府统御一切的中国模式去解决中国当下历史、经济、社会、观念的实然性问题的一个方式。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方式一方面通过减低成本为员工带来了更长时间的假期，但同时也造成了中国人休假“苦”，其背后的逻辑就是，假期成本低，就注定得全国一起休假，也就注定人多。经济学的规律是客观的，既然劳动者的权利不强，员工之间竞争强烈，中国人对物质化成功需求强烈，那么不管采用什么方式，表面看来国家规定之下的权利和利益，劳动者实际上还是不能充分得到，即变成了额外的“租”，就会以堵车、排队、人山人海等方式耗散出去。换句话说，本来得不到的7天长假期，现在得到了，但就不会是完美的7天假期。

但是，即使长假制度中的堵车、事故、人山人海，垃圾成堆等，事实上造成了租的耗散，但是，劳动者仍有实际的福利提升。所以，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目前全国一盘棋，统一放长假，或许仍是最好的办法。

持带薪休假观点的人期待用带薪年假逼出劳动者的权利。但“倒逼”二字看似是一条通向权利之路，实际却如镜花水月。在现实中，任何制度的微观执行最终都得依靠单个员工和企业之间的谈判能力。更何况，如前所述，员工之间的激烈竞争甚至已把这些谈判扼杀在萌芽。所以，想营造欧美国家的休假制度，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现实出发，长假制度将会是一种长期伴随国人的，一个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文章原标题为《​​“长假”将是长期伴随中国的折中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