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之忧：富二代不爱实业爱PE 奔波于资本市场

编者按：

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富二代不愿接替父辈们辛苦的实体产业，转而热衷于用父辈们积攒下来的第一桶金，奔波于“来钱快”的资本市场。

这种现象不过是中国整个PE投资热潮中的一个缩影。2007年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为PE发展打开了制度之门。之后，无论监管部门、地方政府还是国有投资者、银行业、创业者，无论是外资巨鳄还是中国精英，都在混沌中开拓着这个行业的边界和规范。

热潮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使物质生产在当地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造成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甚至出现产业趋于空心化危机。有意思的是，目前深受实体经济低迷的影响，PE寻找到一个好投资项目却越来越不容易，这也直接导致了PE从高潮滑向低谷。

资本市场及实体经济之间的联动效应，正在上演。

目前，尽管10月PMI重返荣枯线上方，但与经济企稳反弹之间尚不能画等号。另一方面，PE热潮背后凸显的法律缺失问题亦应得到充分的重视。

今年30岁出头的邹延，是温州某皮鞋厂老板的独生子，典型的“富二代”。

在同辈中，邹延算是一个颇有想法和上进心的“富二代”。除了每天游走于温州的大街小巷考察市场，他每周要到上海复旦大学听MBA课程。他还炒期货、炒股票。“赚钱是次要的，关键是通过期货、股票对宏观经济有更清晰的把握。我每天看国外的期货行情到很晚。”邹延表示。

温州的“富二代”中，不乏像邹延这样受过良好教育，颇有经济头脑的年轻人。但即便拥有了邹延这样良好的素质，有意继承父业的“富二代”也承认不能胜任管理企业的重任，况且很多“富二代”对继承父辈的产业也明显没有兴趣。

调查显示，在家族企业聚集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抱怨下一代不愿“接班”。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目前A股上市的684家家族企业中，一二代同时任职的只有276家，约占4成，二代已正式接班的有45家，仅占7%。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余明阳的研究显示，更多的二代接班人热衷于“虚拟空间”，钟情于“虚拟经济”，对于网络、电子商务、盈利模式、VC(创业投资)、PE(私募股权投资)等投资方式兴趣浓厚，对创办实业、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等则兴趣不足。

温州一家打火机生产企业老板的独子，曾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生产一个打火机利润只有两美分。为了挣这两美分，还得跟外商谈判9个小时，最后你让一美分，我让一美分。只剩一美分的利润，如果汇率稍微变动下，可能这点利润也没了。“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去做PE，一倒手就有上千万元的利润。”他说。

起早贪黑一年，利润最多10%，而找准一个PE项目，动辄有数倍利润。在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很多“富二代”纷纷借助父辈们积攒下来的第一桶金，在资本市场上展开腾挪术。

这其中雅戈尔董事长李如成的独生女李寒穷、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的儿子鲁伟鼎、浙江惠康集团接班人陈越孟都是当中的佼佼者，其中陈越孟更是专职做起了PE。

PE行业的火与冰

“领导开宝来，职工开宝马，实习生小鬼开玛莎拉蒂(报价200多万元的跑车)，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了。”某投资界人士的微博道出近两年PE行业存在的—个怪现象。

浙江一位创投机构负责人透露，在一些PE基金公司的确存在这类现象，一些PE出资人(LP)的子女通过父辈的关系进入公司工作，里面有“富二代”，也有“官二代”。南方某大型PE机构内部人士曾透露，公司有新人虽然年纪轻轻，但出入豪车，背景成谜。

“富二代”们热衷投身PE行业，显示出这两三年内PE行业的风生水起。

2007年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为PE发展打开了制度之门。之后，无论监管部门、地方政府还是国有投资者、银行业、创业者，无论是外资巨鳄还是中国精英，都在混沌中开拓着这个行业的边界和规范。

作为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钱资本的组合体，PE迅速被各方赋予了新的功能。监管者将它视为培养新兴产业、提供增值服务的孵化器;地方政府一度将它视为套取各方资金的另类融资平台、拉动GDP的新抓手;对于部分具有人脉和关系的内部人来说，PE则是将各种社会资源迅速货币化的稳妥途径。

正是由于PE提供的想象空间，使得这一行业呈现出了爆发式增长。伴随着2009年创业板的推出，PE行业更是迅猛发展，以至于一时间PE成潮，甚至“全民PE热”。

法治周末记者发现从2009年开始到2012年一季度左右，每隔1至2周，就会有一家私募股权基金面世的报道，从香港、深圳、上海这些老牌盛产私募股权基金的城市，到北京、天津这些后来居上者，再到陕西、成都这些西部都市，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忙着出政策、给优惠、拉拢企业。而PE的类型也从金融、航天、传播到文化创意产业、农业、新能源，几乎涵盖了可以投资的每一个角落。

在PE数量与规模暴增的同时，PE投资门槛也大幅降低：从两年前行规的500万至1000万元，下降到如今的100万至300万元。而信托PE更是使投资门槛一降再降，湖南信托的PE投资门槛仅为10万元。如此一来，个人投资者甚至“散户”也有了参与PE的机会。有人谑称，中国已经从“全民炒股”转向了“全民PE”。

PE投资动辄几十倍的高回报是种极大的诱惑。尽管在2011年，PE投资的平均价格已经被推至15倍市盈率以上，但如果所投企业上市，仍可获得超过300%的投资回报率。在《资本论》的经典描述中，这一利润率足以让人“铤而走险”。

而在人才结构方面，一位在中国资本市场驰骋了十几年，管理着10亿元基金的高级投资经理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2010年的时候真的被这股热潮震撼到了，很多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都在做PE，每个人都管理着几亿元的资金。有很多人不是做PE出身，有的以前在外资银行私人理财部门工作，有的是律师，还有一些人是媒体工作者。而在这个PE爆炸式增长的时代，却都摇身一变成了投资经理，不乏有些人是赶鸭子上架。”

除此之外，在PE火爆的年份，据业内人士说，很多普通百姓都成了PE狂人。连买菜的大妈，只要但凡认识什么企业的老板，都想给PE牵线搭桥，从中赚取中介费。前几年他们是每天看盘炒股票，当创业板建立起来，他们发现PE、VC这东西很好，能赚大钱，也想从中捞一笔。虽然无奈门槛太高，但却不妨碍他们当中介。

但是，如同鲜花灼锦一般的PE行业形势在2012年开始急转直下，整个行业迅速进入冬天，这与实体经济低迷和整个宏观经济走低关系密切。

德邦证券向法治周末记者提供的《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年度报告2012》中特别提及，近年来大量PE基金实现高收益的现实，令众多投资者将其视为回报上涨空间巨大的无风险套利工具，忽视了PE行业与资本市场及实体经济之间的联动效应，导致了以民营企业家和企业为主的国内非专业LP对基金的干预。同时PE行业风险不断提高，回报率下降，PE热度正逐步褪去。

制造业之忧

著名投资人、中科招商董事长单祥双刚刚从温州返回北京，用他的话说，温州经济形势一片萧条。而温州是中国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据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应飚透露，一个调查显示，现在温州的企业，50%至60%都已经很难撑下去了。

在整个实体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况下，像单祥双这样PE行业投资人寻找合适投资项目的难度大幅增长。

一位PE行业的财务经理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2季度以来因为没有好的公司项目可以投，融来的资本投不出去。我们深受实体经济低迷的影响，对于我们而言寻找到一个可以及时退出的项目越来越不容易。”

对于温州制造业这种低迷的状态，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向法治周末记者表达了深深的忧虑。“温州昔日的1000多家打火机生产企业如今只剩下不到100家，6000多家制鞋厂商目前也只剩2000余家。这100家打火机企业中能有40家还在生产就不错了。”周德文说。

在周德文看来，这是产业空心化的恶果之一。所谓“产业空心化”，是指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大量地迅速地转移到本地之外，使物质生产在当地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造成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

周德文认为，现在中国产业空心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回报率低，由投资性向投机性转变。而造成中国产业趋于空心化的原因，一是大量的资本逃离，进入资本市场、房地产和其他领域;二是很多的产业现在被迫转移到东南亚、非洲、南美洲;三是企业以实业为平台从银行取得资金却没有投资实体经济，而是投向了虚拟经济。

打火机、服装、皮鞋、眼镜等温州过去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均呈现出行业的群体性迁移，转而热衷房地产投资、资金融资生意的倾向。

“2011温州市百强企业”中，上榜的40多家制造企业无一不涉足房地产开发，其中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等知名制造企业。

两年前，温州市政府牵头为民间资金搭建了3大投资平台，其中一个平台就是建立风险投资研究机构，以引导巨量的温州民间游资有序、专业化地进入风险投资领域。

而2007年以来，温州的私募基金如同温州人炒房地产一样火热，温州民企资金频频触“基”，温州本土PE在募资方面呈爆发式增长。

周德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由于做实业过于辛苦，很多制造业出身的企业家也不愿意子女从事制造业。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已达近900万家，占中国企业总数的74%，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0%，提供了76%的政府税收和出口商品的60%，同时还解决了80%的就业岗位，提供了90%的新增岗位。如果二代接班问题使得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不良影响，将对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对经济不要过于乐观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给人们审视制造业经济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指数高于50的“荣枯线”代表经济扩张，低于50则表明萎缩。

在今年10月官方PMI公布之前，9月PMI数据虽比8月有所回升，但仍处荣枯线下方。而统计局、物流与采购联合会(CFLP)11月1日公布，10月PMI升至50.2，略高于50的临界值，结束了连续2个月的萎缩状态。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数据表明经济企稳回升趋势进一步确立，证明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情况在好转。对于数据回升的原因，一是出口环境比上期有所好转。二是，稳增长政策促使投资增速逐步回升。三是企业的去库存意愿有所回升。

对于此项数据，周德文认为，短期内的好转并不能改变制造业存在严重危机的现实。

野村证券分析师表示，尽管10月PMI重返荣枯线上方，但与经济企稳反弹之间尚不能画等号，这是因为PMI反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础设施建设。

兴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向记者表示，官方PMI回升0.4个百分点至50.2，但反弹基础仍然脆弱。其中，新订单6个月内、采购量5个月内首超50，但积压订单大幅跌至43.8，虽然生产指数升至52.1，积压订单非常少，说明生产规模的可持续性存在风险;新出口订单跌幅虽收窄，但仍连续5个月位于50以下。

中国大宗商品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生意社总编刘心田，对于市场普遍认为的企稳反弹已经到来表示，生意社有两个指数，一个是供需指数BCI，10月份该指数下滑到了-0.2，反映该月制造业经济较上月呈小幅收缩状态，经济上行动力不足;另一个是价格指数BPI，该指数从9月份的975略升至10月份的976，只能说是震荡持平。两个指数均显示当前制造业行业不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