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阶层因何“软弱”？

文/顾骏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联想集团掌门人柳传志先生坦率承认，包括他在内的整个企业家阶层，“是很软弱的阶层”。其表现一是不敢抗争，“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二是缺乏公共关怀，“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柳传志先生是位传奇式人物，在企业家被普遍视作强势群体的当下，却能坦率承认整个阶层的“软弱”，足见这种软弱之无奈。

如果中国企业家阶层真的如柳所说“很软弱”，那么这种软弱也不是群体现象，而应该是结构现象。改革开放30余年，从几乎白地上生长出来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很贴切的形容词，“野蛮生长”。谁都无法想象主导野蛮生长的企业家，其人格会“很软弱”。在常识面前站得住脚的解释是，由不软弱的个人所组成的阶层，完全可能因为特定的结构性因素，而成为总体上很软弱的阶层。

企业家阶层的软弱是因为市场本身的软弱，而市场的软弱是因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经济相对于政治的软弱。市场作为一种制度，而不仅仅是作为交易场所的确立，是以经济对政治的掌控为前提的。从古代到中世纪，政治或曰权力凌驾于经济或曰资本之上，在全球范围都是普遍现象。中国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不朽名作《卖炭翁》里描写的就是有交易场所的市场，而没有自主交换的市场的情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经济承担着财富生产的职能，而政治承担着财富分配的职能。在政治可以无视经济的要求而任意分配财富的时候，不存在自主交换意义上的市场：“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里可有自主的交换?老翁要不愿意，可由得他做主?

在国家、教会和市民自治的城市三者分立的历史背景上，在从宗教律法到世俗法律享有相对政府的独立地位的文化传统下，在欧洲主要国家的皇室多年征战疲惫不堪，不得不向自治的市民借贷军费的现实条件下，西方国家开始经济向政治赎买权力的过程。即便如此，世界大国也分别走上了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三条不同道路，最后殊途同归，都达成了经济的独立性，然后才有市场作为制度的确立，才有企业家作为阶层的强势地位的确立。

在中国，以中央集权的秦帝国为标志的国家形态过早成熟，特别是国家压倒其他一切社会力量的独大地位的确立，使得无论经济、社会还是文化，都不得不臣服于政治之下。已故的著名汉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费正清先生说过，“以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统治如此多的人口来衡量，中国政府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政府是中华文明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之一。”中国政府的独特性就是中国式政治与经济或财富分配与财富生产关系的独特性。计划经济本来就是一种“重分配的体制”，即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保留了政治主宰经济的体制特征，经常遭到专家质疑的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速长期成倍高于GDP增速，央行超发货币，国企靠行政垄断攫取超额利润等，无非说明财富分配仍然凌驾于财富的生产之上，这才有了近年来“基尼系数”居高不下，才有了城乡二元结构，才有了当前国民殷殷期盼却呼之不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所以，企业家阶层之“软弱”，首先不像某些专家所说，是因为身处改革之中，旧体系开始消解，新体系尚未建成，难免出现行为越轨，“第一桶金”里有“原罪”;或者因为政府税率太高，征缴率不高，企业在税务方面总有破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或者因为官员腐败，肆意寻租，企业家曲意逢迎，与权力结盟，难逃行贿之罪，而是因为经济领域本身不具有独立性，活动在其中的企业家自然难以获得充分保障，而缺乏安全感的富裕阶层远比没有财富的贫困阶层来得“软弱”：“有恒产者”不但有“恒心”，还有“恒畏”，只要企业家舍弃不了身外之物，即使转移了不少资金，内心仍然摆脱不了忐忑，如此，要不软弱怎么可能?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