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入翻番目标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庄严承诺令人无比振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已经历四次翻番，人均收入也多次实现倍增，可以说，经济翻番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体验。对于经济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的中国而言，GDP和居民收入翻番后的景象一定与当前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既确保2020年收入目标的顺利实现，又确保宏观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增长呢?

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在过去的“经济翻番”进程中，内外部经济环境因国别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管理理念和国与国之间经济联系与协调方式的相对稳定而呈现相对平稳的态势，“翻番”之路上并未出现无法逾越的陷阱，更多的是因货币超发而带来的各种困扰。但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似乎改变了一切：美国站在“财政悬崖”边上，且势必要改变以往靠超前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欧洲正经历着难以自拔的债务拖累，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调整和化解的难题;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普遍乏力的局面使得曾高速运行的新兴经济列车也不得不被拖入低速区间。简言之，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经济环境将长期严峻，只能依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来激发增长动力。

收入翻番与收入结构改革

人均收入翻番也就是到2020年我国居民收入平均增长一倍。这首先是一个统计学概念，也就是说，或许到时候没有一个人的收入恰好增长一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届时一定有一些居民收入增长超过一倍，同时另一些人则不足一倍，除非我们超额完成任务，即人均收入届时远不止翻一番。

不难想象的是，所有人收入都倍增或者当前的高收入者增长更多而低收入者增长更少这两种情况，都将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收入可持续稳定增长的可能结果只有一种，那就是，现今的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更快更多。否则，基尼系数就将进一步增大，给经济增长带来更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但无论是从人力资本还是资产禀赋的角度讲，在经济运行模式既定的情况下，中低收入者的财富增值能力都可能相对低于高收入者，因此，没有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背景下的居民人均收入倍增是难以想象的。为了实现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前提下的收入倍增目标，一是要深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通过走四者相互协调发展条件下的城镇化之路，更快、更有效提升中低收入者的劳动生产力和财富与收入的增值能力;二是要优化收入再分配机制，确保效率与公平之间更合理的权衡关系。

简言之，随着“人口红利”的弱化，必须通过改革来进一步强化其他红利对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作用，亦即通过制度优化和改革深化来为增长保驾护航。在此过程中，政府的引导、调控和监督作用至关重要。

切实改善消费金融属性

随着GDP和人均居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全社会抵押能力增强，为我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奠定了更强有力的信用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更倾向于内向增长，即消费和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与此相适应，为居民部门提供服务的金融也应该具备消费金融的特征。由于居民抵押借款的目的是为了平滑消费，其抵押能力和增值性都相对更为有限，因此既要提高居民获得消费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又要限制居民整体部门的负债率和杠杆率。这就要求金融体系既要增强社会化程度，又要在盈利与公平之间找到平衡。

为了实现金融部门和居民部门协调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其一，收入增长应是一个连续平稳的过程，收入的波动势必带来居民部门抵押能力的波动，容易导致消费金融风险的暴露。其二，抵押资产市场需更加有序发展，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同样将导致消费金融风险的暴露，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其三，要增强消费金融服务的便利性，需要创新更多更合适的金融工具，解决办法是健全和创立更多中小型专门金融机构，既能有效提高信息对称性，又能有效约束杠杆率上升。

同理，在此过程中，政府的引导、调控和监督作用至关重要。

切实提升产业金融效率

二战后，以美国的华尔街金融为代表的金融是典型的产业金融模式，其突出特点是过度自由化、过度高杠杆、过度创新，在极大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因资本流动性过大、金融资产过于膨胀、金融价格过于波动而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并使实体经济平稳增长受到极大扰动和破坏。

我国GDP和人均居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互动的过程。实体经济和国民收入的稳步增长是金融体系进一步改善的基础，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健全也是实体经济和国民收入稳步增长的保证。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求金融体系除了必须具有消费金融属性之外，必须进一步强化产业金融的属性，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化的良性发展。这要求我国的金融体系必然不同于美国式的金融体系：

其一，肩负深化产业结构升级的使命。要求金融体系为增强工业创新能力和持续竞争力、农业现代化经营能力、全社会信息化运作水平和城镇化稳步发展能力提供融资和其他金融服务。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负债率不能一刀切，营利性与公平之间的权衡也不能一刀切。因而，在金融市场构建、金融机构创立与金融工具创新等方面都要求差异化运作。

其二，肩负拓展对外投资的使命。随着内需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和国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动力，经济增长模式将更为内向，国际收支结构也势必发生改变。过去主要依赖货物净出口为其他项目融资的模式将会变得不可持续，增强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为进口融资的能力不仅有利于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保证。因此，需要我国的金融体系具有外向性，即要大力拓展海外业务。

收入增长与物价稳定

居民收入翻番会拉动物价大幅上涨吗?根据经济学原理，要避免此现象的发生，首先不能货币超发。这依赖于金融的投入产出效率，把资金融通到能够产生更高产出的经济环节中去，挤掉经济货币化中的泡沫，使资金真正用于促进技术创新、扩大再生产、生产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

其二，调整价格结构，使原本过低的农产品和资源性价格价值回归，既促进中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又可抑制非科学的发展和生产扩张;同时，加大规范市场的力度，减少不必要的中间流通关节，遏制乱收费现象。在允许物价结构性调整的同时，实现CPI的稳定，这是促进消费的关键。

其三，引导消费结构，使居民消费更具健康、人文和理性特征。也就是说，在居民日益更加富裕的情况下，理性和有保障的健康消费有利于减低通胀预期，有利于有效抑制通胀的启动。这也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

其四，使人民币价值稳定上升、人民币国际化与扩大进口相适应。全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经济总量的进一步增大，是人民币价值提升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提升、人民币价值进一步提高不可逆转，这有利于在扩大进口、增加外部供给的同时实现物价稳定。

当然，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在我国到2020年实现经济再次翻番的进程中，应该也完全有能力成为科学处理各种经济和金融关系的全国样板，为国家宏伟目标在平稳有序的经济增长环境中实现发挥典范的作用。与此同时，作为985大学的财经专业，我们也将努力拼搏，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真正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具备为国家经济建设奉献自己的能力和精神的优秀人才。(汪荣明 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