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派”公知梁启超

1917年2月28日，刚满44周岁的民国著名公知梁启超，遭遇了其他公知们的强烈“吐槽”。

原因是：梁启超居然鼓动中国对德国绝交乃至宣战，加入世界大战，为国家挽回利权、获取更大利益。

围殴梁启超的公知，以原国民党党员(该党已于1913年被解散，孙文另组了中华革命党，到1919年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36岁的参议员马君武为代表。他联合了300多名参议员，联名通电，不指名地攻击梁启超为“阴谋小人”，“欲借此在国内滋生事端，耸情政府，断绝国交，加入战团，祸害种种。”

另一原国民党党员、36岁的文人叶楚枪，也在《民国日报》上撰文，谴责梁启超想率中国人民入于“市井下流”之境。

早已分道扬镳的梁的老师康有为，也在不久后(3月13日)发表“元电”，认为对德绝交将导致德国的反攻，甚至套用伍子胥的语录说：“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

这些都仅仅是言辞攻击的一部分，马君武甚至公开要求政府将梁启超“驱逐出京，以绝祸源”——尽管马本人从来都反感这个政府对他的任何钳制。

在公知们可以畅所欲言、毫无顾忌、甚至喊打喊杀的民初舆论场，“鹰派”的天空似乎并不宽广……

文攻武斗

围绕着是否对德绝交、宣战，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都到了关键时刻。

其实，梁启超还算是幸运的。在他遭遇文攻之前，已经有支持中国参战的参议员，在议会大厅内遭遇了马君武的武斗。

那位倒霉的参议员，名叫李肇甫。在议会讨论中，李肇甫赞同中国应该对德国断交、宣战，被马君武破口大骂，说他“放狗屁”，而后跳将过去，用手杖猛揍李肇甫，连说“打狗、打狗”。

据李肇甫的后人记载，当时李肇甫边退边辩，马还追着打，后来议院的警察过来干涉，李肇甫反倒为马君武解围说：“这是我们议员之间的辩论，你们不能干涉。”据说从那时候开始，为了防止议员在辩论时动武，议院的墨盒砚台都钉在桌上。李肇甫回家后，其妻打水给他洗脚，看到他的腿都是青紫色，一问才知是被马议员打的。

马君武与梁启超，曾经是保皇党的同志，后来马改投孙文的革命党，他还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翻译者。马君武其人脾气暴烈，一言不和便会动手，且无论是对外人还是同志。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内部无法就实行集权的总统制还是分权的内阁制达成一致，在孙文的高压下，最后认可了总统制。一向主张分权的宋教仁，依然继续推销他的内阁制，马君武为此指摘宋是“自谋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狠劈了宋一个耳光，令宋的左眼流血不止。

对于主战的梁启超，马君武并没有仅仅发了个通电就放过，而是继续痛打。

围绕着是否对德绝交、宣战，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都到了关键时刻。

一旦中国成功参战，则对段祺瑞政府权威的树立、资源的获取等，都将有极大的作用，这绝非原国民党一派所乐见的，也绝非总统黎元洪所乐见的;即便中国参战，黎元洪希望的是靠美国更紧，而段祺瑞或许更容易得到日本人的支持。

至于以孙文为核心的中华革命党(原国民党)，虽在国内还属于地下党，但原国民党在国会内的班底仍在，断不容北洋政府继续壮大。参战与否，不仅关系到国家利益，更关系到这些党派的自身利益，马君武敢于以在议会会场亮剑的方式、反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亮剑，也正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表现。

总统黎元洪原本是主张对德强硬的，在得知总理段祺瑞倾向对德绝交后，立即掉转立场。当时的著名记者陶菊隐在《督军团传》感叹：

“中国人最不可恕的一件事，对外问题常带有对内的一种作用，而不以国家利害为其出发点。……黎(元洪)恨段(祺瑞)达于极点，段的政策没有一件事对的，倘段朝东他就得朝西，决不与段走着相同的路线。黎在历史上也许不失为好好先生，而以国家安危所系的一件大问题，受着私人意气的支配，实在太儿戏国事了。”

除了有“组织”必须服从的党派议员之外，一般的议员，面对掺杂着内部复杂权争的复杂外交，也都退避三舍、明哲保身;至于各省手握雄兵的督军们，对这种出国作战、无地盘可抢的生意，也都不愿意亮剑了。



 

责任编辑：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