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光伏业面临严重产能过剩 地方政府推波助澜

其兴也勃，其衰也忽。

中国风电、光伏从业者乘坐的过山车从顶端滑向谷底，只用了短短四年。

与欧美发达国家由技术周期和经济周期导致的产能过剩不同，中国自有一套独特的“过剩逻辑”：国务院或中央部委释放产业支持政策;地方政府在接下来的过程中起到决定作用，游说企业转行落户、撮合银行信贷、落实优惠措施并初步承诺销售渠道;为占领当地市场，企业不得不广泛建厂，加之盛行于当下的“做大即可绑架政府和银行”的思路，导致产能急剧扩张。

在市场需求并未明朗之时，中国的产能往往从供给侧爆发，那种单纯扩大需求的解决措施不仅耗费资金而且救急难救穷，就风电、光伏产业而言，化解目前的产能过剩或应从供给端入手。

中国式产能过剩

“中国当前产能过剩现象并不是单一经济周期的现象。”

进入2013年，没有一家光伏制造企业可以盈利。科技部在青海的调研结果令人沮丧：一些新进入的企业来不及投产就被迫停产，即使实力雄厚者，在不计算设备折旧的前提下，也只能亏本销售，仅仅是为了勉强维持现金流不断裂。

风电设备企业的情况与光伏类似，在多处基地大面积停产一年多后，昔日巨头华锐风电在半年内陆续关停了8家海外子公司;金风科技部分生产线停产，维持生产的基地降为几天生产一台风机;外资企业则纷纷撤离中国。

目前，中国的新能源企业正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

据《中国风电发展报告2012》统计，2012年中国主要风电设备制造行业产能已达到30GW瓦以上，但当年国内新增风机装机容量仅为18GW，国外市场始终未有效打开，这导致国产设备四成以上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中投顾问最新测算，2013年上半年，中国的风电设备综合产能闲置率超过60%。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光伏组件产能达到45GW，而当年的全球产量仅为38.4GW，即使假设组件销售一空，中国的产能也超出世界总需求量近7GW。

在日信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陈乐天看来，中国的普遍产能利用率为57.8%，低于72%-74%的“合意区间”15个百分点左右，陈乐天表示，“这意味着，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非常严重。”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沈建光称，“中国当前产能过剩现象并不是单一经济周期的现象。”

与欧美发达国家由技术周期和经济周期导致阶段性产能过剩不同，中国遵循自己的一套过剩逻辑。以中央部委的产业支持政策为先导，地方政府制定优惠政策并设置门槛，企业被迫或自愿地急剧扩张产能。

“资源换产业”的诱惑

早已落户当地的珍贝羊绒在当地政府的游说下，做起与主业毫不相干的光伏组件行业。

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英国研究机构Solar media王超向本报记者回忆了地方政府创造产能的游说能力，2009年，Solar media应浙江省湖州市邀请规划光伏产业园，政府负责人找到当地做小商品、纺织等各行各业人士，游说他们投资光伏产业。

早已落户当地的珍贝羊绒即在此过程中转投与其主业毫不相干的光伏组件，2009年5月，浙江贝盛光伏成立。

据记者了解，与贝盛光伏类似转行做新能源的企业为数甚众，这类企业之前是外行，为的是挣快钱。

“租个厂房。买条生产线就可开工生产，市场好的时候，一年时间收回成本。”北京鉴衡认证中心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深入研发，占领技术制高点，谈何容易。中国的低端产能往往过剩。”

但地方政府也不总是笑脸相迎，受本地GDP、财政收入、就业等考核指标影响，那些没有在本地落户的企业很难实现销售。

以江苏省为例，除龙源电力一潮间带试验风电场(试用了9家企业的风电机组)外，安装在本省沿海区域的风电机组如华锐风电、金风科技、上海电气等，均在盐城或大丰市建厂投资。当地的风电开发商龙源电力曾屡屡接到地方政府递来的“条子”。江苏省盐城发改委曾特意下发文件给风电开发商，希望他们优先购买华锐风电的机组。

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显然打破了华锐风电的战略布局。

据江苏省地税局统计，截至2011年6月，华锐风电在盐城累计投资达到60亿元，据华锐风电统计，仅2009年完工的一期工程即可达到每年1000台1.5兆瓦、300台3兆瓦、小批量5兆瓦风电机组的生产能力。足够目前江苏省全部的风电装机容量。

但自厂房建成至今，受市场供需变化影响，华锐风电盐城基地开工始终零零散散，二期工程甚至根本未投入使用，在当地，与华锐风电同样遭遇的还有金风科技、上海电气等整机厂商。

不独盐城、不唯风电，自2008年国家释放支持新能源信号以来，超过100个市县政府宣布建设新能源产业园区。

“地方保护主义利用‘资源换产业’进行诱惑，企业不得不到处建厂，以获取当地风能资源，再用资源去换订单。”风电资深专家、原龙源电力总工杨校生向本报记者表示，“由此造成的扩张是非理性的，具有相当的盲目性，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扭曲了市场。”

单纯“扩大需求”存隐祸

随着装机规模的迅速攀升，可再生能源补贴已捉襟见肘。

在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及地方政府的撮合下，银行的授信方向随之倾斜。

“如果企业不精通贷款之道，银行还会手把手传授技巧。”一位风电设备厂商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企业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是借来的。”

不仅新能源产业，造船、平板玻璃、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能扩张都离不开银行的信贷扩张。

一位风电巨头的财务总监告诉本报记者：“钱借的越多，银行和政府越不敢让你破产。”

据了解，这家风电企业的银行债务达数十亿元，不仅不用着急还钱，还屡屡受到银行的延期续贷政策，条件只是“先还利息”。

“至少在我的任内不要让企业破产。”该财务负责人引用某银行分管副行长的话。

遵循这套独特的逻辑，地方政府、银行、企业合演了一出出产能过剩的中国式轮回。

如何挽救中国“风光”难题，最为广泛的救赎之道集中在“扩大需求”，然而该方法似乎也不再奏效。

以风电为例，企业已逐渐失去扩大装机容量及生产设备的动力。

“三北地区即使核准了风电场，我也不会去装风机，明摆着亏本。”杨校生告诉本报记者。龙源电力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的风电开发企业。

“三北”是中国风资源最好的区域，但受制于严重的弃风限电，该地区的风电场普遍陷入亏损。

而南方地区限电问题虽有缓解，但因其风资源较差、征地成本高昂、规模有限，致使建设成本居高不下，除龙源电力称旗下来安低风速风电场可实现微薄利润外，没有企业敢于保证盈利。

对风电设备商而言，随着机组价格从2007年的6000多元/千瓦降至目前的3000元/千瓦，除国电联合动力这样的附庸企业外，多数是赔本甩卖。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装机规模的迅速攀升，可再生能源补贴已捉襟见肘。

华电福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刘雷告诉本报记者：“国家欠我补贴9亿多元。”国电科环总工程师杨东称，“国电集团应收补贴账款达到近百亿元。”中电联王永干统计，截至目前，可再生能源补贴欠款共计230余亿元。“可再生能源的缺口可能会越来越大。”

即使不存在上述两方面问题，单纯的扩大需求也未必见效，无论是光伏还是风电，其中国的产能已超出目前的全球需求量。

陈乐天认为，化解目前的产能过剩，应该从供给端入手。一方面，通过产业转移，把过剩产能转移到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如越南、柬埔寨、非洲等地区;另一方面，设定资源、能源、环保标准，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同时，通过企业兼并重组，提升产能的整体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