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改变了企业家什么：盘点18位出狱企业家(2)

控制不住的咆哮，适可而止的讨伐

相比前些年出狱者的低调，最近两年出狱的几位都可以称为“咆哮哥”。兰世立在狱中实名举报武汉市副市长，称地方政治玩弄东星航空于股掌之间。格林柯尔系创始人顾雏军出狱后更是戴上自制的“草民无罪”的高帽召开新闻发布会，举报包括前证监会副主席在内的4名高官。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身上的悲情色彩更浓，其多位家人受到迫害，自己到牢里转了一圈后被判无罪，他不依不饶，举报湖南株洲市前副市长……

他们为什么咆哮?皆因政商关系恶化是其落马的助推器。这与他们是否清白无关，而是说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没那么剑拔弩张，至少入狱时间不会那么早，或者在牢里的呆的时候不会那么长。

纵观18位企业家入狱时大体所处的3个不同阶段，是了解时代和牢狱如何改变他们、出狱后他们如何改变自己的另一个视角。

第一个阶段是十年前，有别于80年代个体户吴胜明因为“投机倒把”就被判处死刑(后改判，2003年出狱)，经过90年代的野蛮生长后，由于摸不准法律法规的边界而入狱成为主要原因。

孙大午和乔赢属于那一拨，二人的罪名皆为“非法集资”。孙大午事件当年引发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了私有财产入宪。

第二个阶段是2006年前后，中国经济狂飙猛进，证券市场也是一路高歌。民间商人与地方政府都看到“大产业梦”并不遥远。一些商人的理念是“产值与利润压倒一切”，有人则信奉“金融掌控世界”。但他们大都没有预料到中国的市场经济里人治成分浓烈，在利益面前没有绝对的均衡，“多输”于是成为家常便饭。

戴国芳和唐万新便是这一类型的典型输家，但失败者绝不仅仅只是他们。

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至今。中国在全球金融海啸中表面上云淡风轻，实际上却可能是受伤最重。在屏蔽外界冲击力的过程中，行政部门的“有形之手”得以冠冕堂皇地越伸越长。当饥渴而凶悍的全球性金融与产业资本来到面前，中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都视其为可以磋商、可以利用、可以与第三方制衡的盟友。然而一旦交恶，最先出局者定是民企。

李途纯和兰世立则是在这一背景下倒掉的。李途纯除了举报地方官员外，现在还指证花旗银行在办理太子奶抵押五仙山过程中存在欺诈、造假和行贿。压倒兰世立的最后一根稻草众所周知——通用电气资本航空服务公司(GECAS)。

如果说“咆哮哥”们生不逢时却又是不妥当的。拿兰世立来说，抛开他的激进，其性格缺陷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兰世立刚刚出事时，我到武汉调研，听一位知情的朋友转述湖北省当年一位主要领导对兰世立的一句规劝：“祸从口出，祸起萧墙……要是在战场上，只要敌人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还有一颗子弹，对准你一枪，你就和他是一样的下场。”

更重要的是，民间对官员的抱怨声和质疑声越来越强烈。与十年前相比，民众更懂得表达情绪和诉求的必要性。而在堵与疏的选项前，官员们总是习惯性喜欢前者。他们选择站在民营资本的对立面，最后必须有人付出代价。

经济起伏似乎十年一个轮回，而中国法治市场的建设似乎也是十年一轮回。十年前坊间谈的是孙大午案。十年后谈的是吴英案、曾成杰案。吴英差点被砍头，曾成杰已经被秘密执行死刑。

显然，咆哮是咆哮哥们的权利。但相比吴英和曾成杰，他们又是幸运儿。不过，聪明人懂得咆哮只是一种技巧，且需掌握分寸，而糊涂者天真地以为声势大就有理，甚至想扳回一局半局。

企业家入狱现象不会消停。虽不至如惊弓之鸟，但防患于未然、萌生退意，成为“弃业家”或转移资产到海外者正络绎不绝。那些继续奋战、曾经激昂，以及有过牢狱经历的企业家们，如果用一句话说其最大的改变的话，那就是他们更懂得什么叫“讲政治”，也真切体会到了冯仑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那句描述中国商人应有姿态的台词“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之意境。

企业家原企业出狱时间

兰世立东星 2013

顾雏军格林柯尔 2012

李途纯太子奶 2012

张海健力宝 2011

黄宏生创维 2010

唐万新德隆 2009

陈九霖中航油(新加坡) 2009

龚家龙天发 2008

戴国芳铁本 2008

赵新先三九 2007

阚治东南方证券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