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改革的本质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

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推进改革的决心。但中国现行体制的复杂性，早就注定了改革不会是浪漫的序曲，而是痛苦的利益博弈。三中全会闭幕，新一轮改革刚刚开始。历史表明，改革的执行要比方案本身更为关键，也更具挑战性。

“临界点”上的三中全会

过去十年的中国经济是改革开放35年间增长最快的时期，但也是社会矛盾迅速积累的时期。改革至今步入深水区，面临的是观念和既得利益的双重阻力。

首先是粗放型增长模式带来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北京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年的空气污染、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到了威胁健康的程度。另外， “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在长久惯性下迟迟不肯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以不合理的方式迅速拉大。

与此同时，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衰减，转型难以回避：全球经济再平衡，宣告出口高速增长阶段的终结;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很难继续大推大型工程项目;货币超发严重，大大掣肘了政策运行的空间;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衰减。多重压力，不期而至。

在这个节点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是改变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关键机会窗口。重启实质性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激活消费、创新、城镇化等新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有望迎来脱胎换骨的“第二季”。

一年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举改革大旗，激发起了社会各界对重启改革的热切期望。

2020年：拿出决定性成果的时间点

作为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传递出的信息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其一，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确，中国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的体制仍然属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不仅带来了腐败和寻租，也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并对企业的创新能力缺乏足够的保护与正向激励。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临界点，而突破口就是让政府有形之手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公报把市场的作用从“基础性”提升至“决定性”，彰显了中央试图强化市场化改革的决心。

其二，全会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这是一种理念上的突破。过去，“摸着石头过河”被认为是中国式改革道路的主要特征之一。现在之所以强调“顶层设计”，是因为唯有靠顶层设计才能更有效地推动改革。

其三，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是公报中唯一出现的时间点，可以理解为落实三中全会方案的时间表。考虑到中国改革之复杂性，2020年的时间点不算太迟，难度在于到时候究竟能拿出多少“决定性成果”。巧合的是，2020年也是上海基本建设成为与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时间点。

其四，全会决定“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成立这一小组，宣示了党中央推动改革的决心。

此外，公报对一些重要的改革议题都有涉及，例如“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放宽投资准入”、“透明预算”、“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等，如果能有可行的操作细节和得到切实落实与执行，都能有效推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中国的步伐。

赢得改革红利，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对于改革的难度，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警告：“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许多领域的深刻革命，必然要改变旧体制固有的和体制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阻力。”

政府简政放权被认为是新一届政府实施改革的重要内容，很清楚，这将是一场攻坚战。对此，李克强总理已经说得很到位：“不改革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要真正实现放权，政府就必须克服“怕乱”的心理误区。放权，不等于不监管，而是从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监督;不放权，只会积累更大的矛盾和风险。

改革的本质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所以，要赢得改革红利，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作者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