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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纵论深化改革的三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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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纵论深化改革的三大障碍

● 意识形态中的苏联模式障碍

● 特殊既得利益群体的障碍

● 旧体制所造成的障碍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张璐晶 | 北京报道

2014年2月10日,初雪后的北京风和日丽,钓鱼台国宾馆5号厅内“大腕云集”,“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4年会”召开。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等齐聚一堂。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突破难点,推动改革”。针对要改革就必须牺牲发展速度、必须付出代价的观点,与会的许多专家认为,改革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替代关系,改革将突破前进道路上的诸多难点问题,将带来收益、带来红利、带来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在会场上,吴敬琏几乎是被记者们团团包围。记者们期望他能回答诸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关键点和难点,如何防范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养老体制改革,房价调控等大家关心的问题。

而论坛前一天,吴敬琏刚结束一个多月的行程从美国回到中国。论坛主办方担心84岁高龄的他会被时差所累,但吴敬琏不仅听完了全部的演讲和讨论,还身体力行地接受了若干采访并作了大会发言,一直坚持到近晚上7点才离去。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会议间隙专访了吴敬琏,吴敬琏告诉记者,他在美国的时候去听了一节高中的经济学课,感触很深,人家讲的是最基本的概念,因为经济学就是要研究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就是通过我们的研究来帮助政府选定最有效、最迫切需要、最容易见效的措施。”吴敬琏说。

推进改革,防范系统性风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社会经济、文化各领域体制机制创新的新思路、新举措。在明确提出改革对象和目的之后,如何设计改革的路径,成为当下最受瞩目的问题。对此吴敬琏表示,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入口,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设计,大家期盼已久,要用“思想的力量激活经济社会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您认为这其中的关键点和难点在哪里?

吴敬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通过以后,大家都感到振奋。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来执行。有三个方面的障碍需要解决。

第一方面的障碍是意识形态的障碍。中国毕竟实行了几十年苏联模式,苏联体制在这几代人中间影响非常深远,虽然我们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说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现在一讲起社会主义等等,往往又是苏联式的那套东西。当然,改革以来,这方面的障碍在逐步减弱。

第二方面的障碍是特殊既得利益群体的障碍。我没有用既得利益这个词,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有一种既得利益会阻碍进一步改革,就是利用权力谋取利益。因为原来的体制存在缺点,所以寻租的力量就很大。特别是这些年这些力量还壮大了。那么进一步市场化和法治化都会触及他们的利益。像股市IPO的这套制度,就会触及一些能够通过审批得到好处的人。

第三方面的障碍就是旧体制所造成的实际困难可能会阻碍改革。比如银行过去靠低存款、高贷款利率来维持,如果存款利率提高,银行就会受到冲击,还有对于那些能够很容易拿到银行贷款的国有企业也会受到冲击。当然,这些冲击不一定是当下所造成的,但这是一种实际的困难,会使得我们不敢快速地推进银行业改革。此外,过去我们还积累了很多其他问题,要推进改革,会不会引发经济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如何防范这种风险,都很现实。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说“中国股市还不如赌场”,您认为应如何推进股市的改革?

吴敬琏:股市红利没有惠及全民,小投资者亏损严重,证券市场有太多的寻租腐败空间。我们的股市不正常,要推进改革。大家都没有信心了,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市场规范化。证券市场有些部门权力实在太大了。股市要正常化,监管部门、证券公司以及媒体,都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2014年最容易见效的改革措施是什么?

吴敬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现代市场体系尽快完善起来。着重是要坚持党的十五大的方向不要变。(编者注: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比如对国企改革有三条,第一条还是要回到十五大决定的方针。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是重申了十五大的方针。第二条是要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有相当一批负债率相当高的企业就是靠补贴活着。赚钱的国企数量不多,很多国企还是靠补贴生存。第三条是所谓竞争政策,对反垄断立法的执法,要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不能让国企更“优越”,要靠平等竞争让市场来决定。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2014年的宏观经济会如何?会出现通缩吗?

吴敬琏:现在处于两难的状态,目前货币发行量太大了,时间错配、部门错配,甚至出现钱荒。于是有两种决策可能性,一种是继续印票子,那么就会加剧房地产泡沫等等,可能会在超过临界点后出现泡沫破裂;另一种是采取收缩政策,那么经济可能会出现衰退。所以要把短期措施和长期措施结合起来做。

今年我想中国整个经济运行形势还是有很大压力的。多年来中国经济积累了很多问题。其实就和污染是一样的,开始的时候不觉得,还有人觉得是杞人忧天,但是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非常难办。

十八届三中全会给我们一个希望,就是这些问题非解决不可,而且要下决心解决。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要在这时期内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应该说中央、央行、财政部还是很有能力的,像东亚的其他国家到了我们这种程度的话大多出事儿了,但是我们没有出事儿。而且如果我们的改革推进得好的话,我们就能釜底抽薪,通过提高经济效率把问题消解掉。

《中国经济周刊》:您觉得防范系统性风险应该注意哪一项?

吴敬琏:很难说哪一项,去年50人论坛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对资产负债表里负债率太高的问题,就要处理。对于如何处理?中央银行和李克强总理都提出要盘活存量。我国目前恐怕有上千个“晒太阳”的开发区,那些存量怎么办,还有僵尸企业,还有存在国企大量的债务,他们的要求是国家埋单、纳税人埋单,这个办法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即使是一些战略性经济领域,也应该吸收民营企业家投资。还有就是对银行的可疑性资产、贷款,哪些有可能变成坏账的,可以用证券化的方法或别的方法来处理,现在处理的规模不是很大,比如卖给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帮他们去盘活。

国有资产划拨可解决养老金缺口

2013年12月23日,由中国社科院“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估算和预测了2010—2050年历年的养老保险收支情况。结果显示,如果继续执行现行养老体系,到2023年,全国范围内职工养老保险将收不抵支,出现资金缺口。养老保障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对此吴敬琏认为,即便存在养老金缺口,也可以通过多划拨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来解决。

《中国经济周刊》:对城市养老体制改革,“双轨制”甚至“三轨制”等现象,您认为解决的关键是什么?

吴敬琏:我想主要有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个是划拨国有资产。因为社保基金钱不够,划拨的胆子要大一点儿,以前划拨的太少了。这么多的国有资产本来就是老职工创造的。另外一个就是提高社会保障层次,逐步做到全国统筹。

养老保险到底有没有缺口,即使是政府部门,意见也不完全一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为没有缺口,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认为缺口很大。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老职工的空账户(编者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退休的“老人”并没有缴纳过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资金,但是国家仍旧给他们足额发放了养老金,个人账户并未形成积累,空账户由此产生)。

如果看现有的职工,还是有资金储备的,但老职工是空账户,所以就挪用了现有职工的个人账户的钱,现有职工还没到用钱的时候,当然看起来不会有问题,当现有职工要用钱的时候,也就是社保基金理事会说的缺口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办法,就是划拨国有资产和部分国有企业的利润来充实个人账户。

大概是2001年、2002年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请了美国经济学教授刘遵义设计方案,算账,准备划拨。当时的世界银行测算了需要划拨资产1.8万亿元,那时候国有净资产有3万亿,但是那次划拨最终被叫停了。现在重新提出划拨国有资产充实养老金账户意见的人很多。我也认为这件事必须做,一箭数雕,好处很大。

政府应增加土地供应

回顾中国楼市的10年,百姓戏言“边涨边调,越调越涨”。2013年3月1日,国务院再次公布楼市调控细则,进一步提高第二套住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个人售房严格按转让所得的20%征税。不过,这一次调控中的亮点政策“二手房”出售征20%所得税的政策只在北京等地落实,全国大部分城市并没有严格落实。市场一怔之后,从2013年5月起,房价再次走势坚挺,楼市依旧没有走出一边调控、一边上涨的怪圈。

《中国经济周刊》:经过多年调控,多地房价依然上涨,您认为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调节?

吴敬琏: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货币超发,并不是囤积房产,投资买房如果没有钱怎么投机呢?房价的涨和跌都由供求关系决定。买房者现在有两种,一种是投资者,想通过投资房产实现财富保值增值;另一种是消费者,想拥有或改善住房。

从长期来看,房价最终还是由消费需求决定。所以政府应该尽量让市场起作用,不宜过多干预房价,免得顾此失彼,从而抬高其他商品的物价。政府要增加土地供应,并大量建设廉租房,让廉租房成为主流,而非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但在法制不健全的中国,保障性住房很可能还会被有权力的人占据,或者建在很远的地方,低收入者很难受惠。

解决唯GDP论,不能只从上而下选干部

在2014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再也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但是到底什么是可以替代GDP的指标?

《中国经济周刊》:“唯GDP论”虽然近年来广受批评,但是归根结底其还是考察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手段,您认为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看,什么是可以替代GDP的指标?

吴敬琏:如果自上而下考核(干部),GDP是一个最简单和直接的指标,只有在官员的任免升职上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发言权,让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更大的权力。老百姓的评价标准是和自身有关的,如果空气污染太严重,GDP再高对他没有更多好处,干部考核不能完全从上到下考核,还要从下到上考核。




责任编辑:辛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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