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合作能否趟出新路——专访京津冀蓝皮书课题组(2)

编:之前传出保定将成为国家“政治副中心”的消息,但很快被否认。有专家认为,可以借鉴韩国设立新行政首都世宗的做法,建设一个行政文化新城。这是否是一种合适并具有可行性的做法?

祝:我觉得还是需要中央来进行顶层设计。现在北京功能疏解的思路已经有点变了,过去就是我的功能要疏也只能疏在我自己的范围之内,比如通州;现在呢,可以在一个更大的区域范围,考虑我的功能疏解到哪里最合适。同时,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城市基础,而不是硬去造一个新的城市。用疏解的功能去带动当地的发展,把存量激活,这就可以起到既给北京“消肿”、又能激活当地发展的双重作用。

叶:现在主要是解决北京的增量人口,有学者认为北京一年增加50万到80万人口,我们测算是50多万。如果每年50万或80万的人口到一个“政治副中心”的话,那这个“政治副中心”恐怕几年内也会达到一个“城市病”的程度,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一对多”的疏解,而不是“一对一”的疏解。因地制宜地疏解不同的职能去不同的城市,这样我们才能促使整个区域更协调、更均衡性的发展。

编:在产业迁出方面,一批商贸市场等相对低端的产业已经被先行迁出北京,更多人关注的是央企总部会不会迁出北京,以及哪些央企会被迁出。目前来看,产业迁出主要还是采用行政手段,但这种非市场因素的迁出,很可能会遇到阻力和反弹。

祝:低端产业也不一定都要迁出,因为它也要满足当地的需求,一个高端人才也需要好几个低端人才来为他服务。哪些产业要迁出,需要具体地进行分析,它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近期效益、远期效益,都要平衡。因此产业转移还是要以企业为主体,然后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企业有成本、有收益,它要算经济账、要做比较的,完全由政府来主导未必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而且不能只看北京哪些产业要迁出,还要看人家能不能承接。就像器官移植一样,如果器官移植的地方不匹配,它可能就死掉了。如果条件很好,那么可能一下子就带活了,结构更合理、更健康了。所以还是要因地制宜、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出台整个区域的发展规划。有了国家级的发展规划,就会产生一个产业的集聚;有了产业集聚,企业就会主动寻求交易成本的降低,主动迁移过去,这样的话,我们的疏解就相对容易。

叶:对,政府要搭台,比如规划个产业园区。至于企业去不去还是应该由企业说了算。政府主要是造环境,生态环境、营商环境、法制环境;建平台,信息平台、交易平台。这些都营造好了,宜业宜居了,产业自然会向这里聚集。

跨省区域合作,横向与纵向协调要结合

编:造成北京人口集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集中了大量优质的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资源。教育、医疗等资源的流出,对推动我国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会不会产生比较好的影响?

张:其实现在比如医疗资源,已经有一些动作。北京儿童医院,紧接着可能还有同仁医院,它们跟河北、山西一些城市的医院已经建立了合作关系,把北京的优质医疗资源与地方共享,同时减轻就医人口大量涌入北京的压力。我觉得这应该成为一种趋势。不管是医疗还是教育,都应该向更远的地方推广、辐射,不一定就局限在河北、天津。这样全国范围内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服务都会提升,教育、医疗不平衡的矛盾也才能真正缓解。

叶:公共资源的疏解关键要看公共资源的服务对象。如果这个医疗资源是服务全国的,那可以往外疏解;如果只是服务北京的,那还得继续留在北京。这就需要有一个判断机制:哪些是面向全国的医疗资源,哪些是主要为本地居民服务的医疗资源。现在北京的很多医院没有定位的区分,所以人满为患,外地人、本地人都有意见。

但前提是资源要均衡,如果最好的资源还全部集中在某一个地方,某一家或某几个机构,那就会造成新的不公平。

编: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一个大背景是北京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都到了极限。我们现在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那么,京津冀一体化的思路,对于缓解大城市病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没有广泛的适用意义?

叶:这是新型城镇化里面的城市群如何发展的问题。它要探索的是合理城市体系的问题,即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京津冀地区主要问题是人口集聚在大城市,呈倒金字塔型;而城市等级呈现一种哑铃型,即大城市比较多,小城镇也比较多,但中等城市发育不足。

祝:京津冀一体化是在探索一条新路,这种探索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非常有借鉴意义。第一,它是跨省的。如果我们能在跨省的区域合作中,找到一种很好的协调机制,那对更大范围的区域发展和一体化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目前来看,横向与纵向协调相结合,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思路。横向就是地方政府间平等协商。一般性的协调都是通过横向,只有协商不了的情况下,才通过纵向也就是更高一层的政府机构来进行协调,其中包括顶层设计、重大矛盾的协调、重大项目的安排等。纵向协调主要是保驾护航,而横向协调就是要建立一种常态化的、平等协商的机制。如果能探索出这样一条路,我觉得对全国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这个地区,特别是北京,大城市病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都到了极限,这时候如果能够通过中心城市的功能疏解,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心与外围形成一个共生互动的关系,探索出这样一条道路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三,就京津冀来看,一方面资源、环境形势非常严峻,另一方面仍然面临着发展的任务和压力——这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因此,如何在发展的同时,维持一个宜居的、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就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而京津冀的跨省合作探索,同样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