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磊：中国金融的再平衡之路

■ 一个国家的央行要尽可能避免过快的方向性变化。要使经济更加平稳，需要相应的微工具使用。更多的工具组合，会使搭配更加科学，使得经济感觉政策工具带来的影响更少。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感觉到外部干预的力量应该更少。就像好医生看病，病人出来后没什么感觉一样，没感觉就恰恰是最佳感觉。作为宏观调控当局，央行或者财政，让人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感觉。

■ 我不认为互联网金融会取代现有的银行或者证券公司，因为后台决胜。到一定程度时，金融资源配置就不再简单，还是需要专业人士来做，如风控、回报率、金融工程等因素，传统金融仍占优势。竞争压力还会迫使传统金融机构挖掘自身的潜力。今后，传统金融也会发展出自己的互联网模式，并不会沦为互联网金融的OEM。

外围的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复杂和多变，互联网金融等新的金融业态野蛮生长，伴随着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以传统金融机构为根基的中国金融，正在受到一轮又一轮的频繁冲击。金融生态的平衡，正从一个相对静态的模式加速切换到动态的模式。如何实现新形势下的再平衡?层层迷雾需要拨开。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最高经济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最年轻的获得者、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

经济波动将更为频繁

上海证券报：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的众多不确定性，使得央行货币政策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今年初，央行用“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协同性”的表述替代了2013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意味着什么?货币政策工具应用频率会不会加大?

陆磊：预调和微调，是先进市场经济国家基本的一个操作逻辑。经济是变化的，会遇到周期性的波动，以及各种不确定性的冲击，当苗头出现时，就要相应做出一些安排。连续性和稳定性、前瞻性和预调性，两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货币当局需要根据经济即将发生的某些变化，做出预判性和准确性、定位性的操作，以实现经济波动最小化。有前瞻才能稳定，有预判才能连续，这对货币政策决策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央行也不见得会加大操作频率。如果事前已经预见到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也预见到未来一段时间冲击发生的概率比较低，那么这种预见性会使得货币性政策方向性的变化变得更弱，而不是更强。反而，往往在不做预见性安排的时候，操作会更频繁。经济像一辆车在开，越能预判路况的驾驶者越能平稳变向或换挡。宏观调控的首要要求是对经济运行进行预测，如果等到波动或冲击发生之后才做相应的策略调整，反而会被动，操作会更加频繁。

上海证券报：央行不久前使用了此前很少采用的SLO等货币政策工具，主要目的在于什么?

陆磊：工具的多元化，使得工具组合的灵活性变得更高，有点像金融工程的概念。工具组合越多样化、可选工具越多，通过不同期限、额度和价格工具配比，所达到微调的效果就更强。

刚才说的是预调，这里更强调微调。一个国家的央行要尽可能避免过快的方向性变化。要使经济更加平稳，需要相应的微工具使用。更多的工具组合，会使搭配更加科学，使得经济感觉政策工具带来的影响更少。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感觉到外部干预的力量应该更少。就像好医生看病，病人出来后没什么感觉一样，没感觉就恰恰是最佳感觉。作为宏观调控当局，央行或者财政，让人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感觉。央行在存款准备金、央票发行、利率调整等常规工具外，使用短期流动性调整，如SLO，工具包可选项就会增加，然后通过不同的工具组合，使经济增速、流动性多寡发生换挡时出现的震动尽可能最小化。

上海证券报：今年央行货币政策会有怎样的特点?

陆磊：很难说。货币政策属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主要是逆周期、短期的一个应对手段。应对短期波动，进行反向调节，是货币政策应有之义。流动性紧张时，可能会更多地注入流动性;反之，物价上涨或者经济过热时，就可能适当回收流动性。对市场而言，当大家很悲观的时候，或者过度乐观的时候，就要注意宏观调整的存在性。它一定不会让你过度乐观，以至于泡沫化;也不会让你过度悲观，以至于经济探底。这是第一点，反向调整是肯定的。

第二点，创新对政策提出了新要求。很可能在2014年，经济运行比较复杂，季度波动性、甚至月度波动性会比较频繁。这是因为诸多新型经济和金融因素的注入，如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它们对央行宏观调控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对经济造成更大波动的因素，以使整个经济和货币运行更加平稳?影子银行会造成社会追逐更高收益的产品，当然也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互联网金融可能会使传统金融和现代金融之间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

第三，金融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战略性改革会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提出更高要求。就金融改革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相当多的改革内容，包括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普惠金融、以及自贸区的金融创新等，这都要求央行有比较新的、完备的改革、风险预警和安全网方案。从经济层面看，结构调整一定会带来社会经济各领域的不适应，所以会有“阵痛期”的存在，故经济数据——诸如衡量景气度的PMI指数等的季度甚至月度波动会在2014年变得更加频繁。于是，尽管我们期望政策平稳，但如果观察到宏观反向调整变化频率的存在，也不需要过度惊讶。

金融风险无关乎体制

上海证券报：国内近期多起金融风险事件集中爆发，特别是在信托领域。如何看待中国金融风险的现状及内在原因?

陆磊：首先，风险和收益总是对称的。所以，与其现在关注风险，不如自问一下：过去若干年中是不是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回报率水平?是不是忘记了追求更高回报意味着要承受更高风险?做一切事情都是有代价的，这是理论上的东西，谁也别抱怨风险。

其次，有管理或运行中的失当问题。如果出现大面积的产品不兑付问题，就要考虑金融稳定问题。金融稳定，就是要回归到正常的回报水平。如果期望的回报水平超出了实体经济所能提供的产出要求，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这种回报是不可能持久的。宏观经济学研究生产函数，它是凹函数，斜率从正无穷向零递减，即回报率是递减的，除非搞转型升级。但人们容易在乐观的时候变得贪婪，在悲观的时候变得恐惧，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伦(美联储主席)丈夫阿克洛夫在《动物精神》一书中说的。出现问题是不是因为各方都变得过于贪婪?有没有评估过经济体所能承受的水平?或许，最后就遭遇一种灾难性的后果，金融史上可以看到太多这样的悲剧。这就跟体制无关，跟市场有关。

第三，监管。只有发生危机的时候，人们才想起监管。人们总容易认为，自由放任、不需管制的方式是最好的，这是浪漫主义的想法。就像小孩子在上小学、上中学时都希望浪漫、奔放，喜欢站在悬崖边上，但他往往只有一次机会，摔下去可能会粉身碎骨，理性的父母需要把他从悬崖边上拉回来。所以，央行、银监、证监、保监“一行三会”需要建立一个严格的事前、事后监管网，任何时候都不要互相推诿，任何时候都要明白自己是有委托人的，委托人就是公众，是中小投资者和中小存款人。对于信托，它是走到一定时间的历史必然，出现一些波折是情理中之事，不要觉得是灭顶之灾。关键在于兴利除弊，一定要对它有正确的估计，进而给出比较好的制度安排，特别是监管安排。

新金融业态促进创新和竞争

上海证券报：怎样认识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银行业转型?

陆磊：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第一，互联网金融，实际上对于现有的传统金融形式是一种促进，而不是促退。相当于看冬奥会滑雪或滑冰一样，有时候发现一匹黑马跑在前面，很有实力的选手在跟随，这会激发有实力的选手，竞争能激发危机感和活力感。

第二，我不认为互联网金融会取代现有的银行或者证券公司，因为后台决胜。到一定程度时，金融资源配置就不再简单，还是需要专业人士来做，如风控、回报率、金融工程等因素，传统金融仍占优势。竞争压力还会迫使传统金融机构挖掘自身的潜力。今后，传统金融会也发展出自己的互联网模式，并不会沦为互联网金融的OEM。

第三，竞争永远有利于消费者。家电大战使消费者获得好处，但最后美的也好、海尔也好，非但没有垮台，反而更具活力，更知道如何迎合消费者的口味来提供产品和服务。同样，做金融、做货币政策或做金融监管，永远要明白：消费者、公众、中小存款人、中小投资者才是根本。所以，互联网金融好事，而不是坏事。

上海证券报：如何看民营银行?

陆磊：民营银行是很好的体制性增量。国有控股，在所有制上显得比较单一，混合所有制是未来发展方向。我期望在未来民营银行有比较快速的发展。但民营银行不会取代现有的银行业结构，民营银行仍然属于中小微型的增量，很难想象它将在网点上、市场占有率上会迅速对现在的传统银行造成威胁。现有银行体系也不会惧怕这种竞争，对竞争会有应急反应。我国的银行业结构不会有比较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变化都会在渐进过程中，这也符合中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基本逻辑。

金融改革要铺安全网

上海证券报：前面你提到流动性，你如何看当前的流动性?

陆磊：第一个判断，目前流动性并不短缺。按照近期汇率折算，中国广义货币总量相对主要发达经济体足够高;货币化指数(M2/GDP)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也偏高，所以中国并不缺钱。

第二个判断，结构性问题，就是金融资源有没有配置到合适的方向。如果金融资源配置到合适的产业，就不会担忧经济的泡沫化;如果配置到合适的地区，就不会担忧中国的基尼系数、贫富分化和极差。现在着力要解决结构性问题，而非总量性问题。

第三个观点，体制机制问题。这既需要传统商业银行发挥作用，还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尤其需要发展OTC等类似的金融市场，它们有利于金融资源回归到有竞争力的实体经济。原因在于结构调整，如果金融资源仍然配置到低端、劳动力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性行业，肯定没前途;假如配置到有竞争力的实体经济行业，那么经济体的竞争力就会上升。

上海证券报：如何看目前中国及各地方的金融改革?又有怎样的建议?

陆磊：第一，中国金融改革，是树立未来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性路径所在。金融改革的目的不在于金融行业本身，而在于金融资源配置。只要资源配置到合适的地方、合适的行业，实体经济行业就能发展起来。

第二，地方金融改革，要因地制宜。中国有非常发达的地区，也有欠发达地区，需要用不同的模式来处理。地方金融改革的关键是，发挥地方金融资源配置者的积极性，很可能要发展出一些超越于传统金融的新金融形式。我称之为创新，而不是改革，因为有法律条文的规定，地方不能随意更改游戏规则。小贷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还有广义的民间金融，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创新，它们并不接受金融监管当局的管理，但又自发性地满足社会融资需求。模糊地带永远存在，但对它造成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需要正确评估。

第三，金融创新和改革，一定要注意金融安全。我是一个坚定的存款保险公司支持者，甚至支持建立除中央存款保险公司之外的地方性存款保险公司，就像买交强险之外还愿意买其他的第三者责任险一样。地方金融改革及创新，要建立在一个更加安全的基础之上，我国金融改革的步伐就会更快。

让“草根”参与自贸区进程

上海证券报：作为广东的重要智囊人物之一，陆院长对粤港澳自贸区等重大政策都做了积极的推动工作。你认为广东在这方面该如何定位?

陆磊：广东如果搞自贸区，要立足于服务贸易。广东的“世界工厂”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竞争力的下降，主要有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生态环境压力等因素。广东需要立足于转型升级，使经济体由劳动密集型转向人力资源密集型，从商品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与上海不同，它拥有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银行间市场、世界一流的投行和商业银行，出来的企业都是狮子级的。广东则很“草根”，特点是以小聚大、积少成多，它出来的企业是只小狼，但广东自贸区可通过“狼群战略”获得成功。

所以，政策上广东要更关注结构、关注微观，提供一个宽松环境和比较好的政策基础、货币基础。未来，广东自贸区依托于：一、实体经济与金融双向互动;二、境内与境外双向互动;三、出口与占据世界范围的产业核心竞争力双向互动;四、制造业产品与服务贸易双向互动;五、贸易与人民币国际化双向互动。

培育壮大中小企业的同时，也塑造了国家长治久安、安定团结的基础。不立足于大多数人来思考自贸区;不立足于大多数人来思考对外的竞争力;不依托大多数人思考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到最后是没戏的。若自贸区立足于一堆民企，就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背景，最后还可能占到道德高地，就会被承认、被接纳，甚至能够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在广州一些布料市场、翡翠市场的小商人，他们想象力有时会超过大教授。能不能更多的草根一点?更多的接地气一点?更多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更多的知道他们还缺什么?这是未来政策制定该走的路，他们应该参与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程。

谨慎乐观看待中国经济

上海证券报：近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遭遇了货币大幅贬值的金融冲击，这一现象及背后原因是什么?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人民币会否受到冲击?

陆磊：第一，经济层面。美欧主要经济体的触底反弹，使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相对收益率发生变化。市场往往是提前量化的，预期会在货币层面上做出相应的反应。

第二，货币层面。美联储提出逐步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落到实处，势必会引发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人们总是愿意持有一种看涨的货币，而不愿意持有看跌的货币。退出QE，投资者一定会增持美元，舍弃其他国家货币，这又会导致资本撤出或外逃。其后果是，以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标值的资产价格会走低，汇率走低以及金融市场走低，乃至于固定资产价格走低。

至于中国经济，我保持谨慎乐观。乐观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是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过固本培元，很可能维持相对较高的、稳定的投资回报率，这是改革的体制性红利。但改革又很难，寻找新增长极和增长点的过程，又不见得一帆风顺。我们有过很多探索，遇到过挫折，这是成长的代价。

上海证券报：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进入到关键时期，你如何看待这一进程?

陆磊：第一，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一部世界经济史和金融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有足够竞争力的制造型经济体，走到最后必须是货币国际化。制造业有竞争力，就会出现贸易顺差、本币升值、外汇储备增长，进而商品竞争力出现一定下降，然后出现产业输出。全世界有三轮或者四轮的产业输出，都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很多人孤立地认为它是产业过程，实际上是货币过程。原来的商品输出国面临新的局面，就出现了新的打法：英国以伦敦为中心发展出了货币和债券市场;美国以纽约为中心发展出资本市场;日本以东京为中心搞日元借贷、日元援助。现在中国也到了这一局面，下一步怎么走?答案是转型升级。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会崛起，同时制造业会向内陆或者境外转移。转移的载体就是投资，投资就是货币、资本，客观上就是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和货币发展的必然。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平台载体。首先是贸易结算，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产品输出国，已在开始用人民币进行一定程度的结算;再次是投资结算，中国逐渐从资本短缺国变成丰裕国，直接使用人民币而非第三国货币进行对外投资，技术上可以考量;然后是储备货币，如果人民币的购买力、全球认知水平、跟全球主要货币是保持稳定的态势，那么未来五年、十年或者十五年，成为他国选择的储备货币或全球公认的价值贮藏手段，不是没可能。

第三，一般来说，一国货币是否能成为全球可接受的国际化货币，还要看该国是否有发达的金融市场。比如英镑曾是很优秀的国际货币，因为伦敦是一战以前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国需要做一些金融改革和创新，使得上海、广东或北京建立起全球可接受的金融市场。通过自贸区的实验，建立一个全球可接受的服务贸易市场的载体和平台，也可进行探讨。沿着这三点不断往下走，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可以实现、也是必然可以达到的一种状态。

上海证券报：你觉得这需要多长时间?

陆磊：很难说。如果跟中国经济相匹配，到2025年或者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大概跟美国可以比肩的这一时间点，加上中国金融市场的进步，人民币也应该会达到它应有的状态。记者 朱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