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投资慢下来，与消费相匹配

新京报讯 (记者杨万国)继成功推出2013年首届“新京报·中国青年经济学人”报道计划，今日，2014年“新京报·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评选再次启动。

“新京报·中国青年经济学人”项目是新京报以“聚焦经济学研究新锐力量，传达青年经济学家声音，让经济学更好为时代服务”为宗旨，于2012年启动的一项长期报道计划。

2012年8月23日，首届“新京报·中国青年经济学人报道”推出。新京报邀请了宋晓梧、夏斌、华生、卢锋等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担任评委，持续一年时间，从全国数十所高校、科研院所、金融和经济智囊机构中遴选了29位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用强势版位对这批青年经济学家进行深入报道。2013年7月，由新京报举办的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坛在北京举行。

今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首个攻坚之年。中央确定的60项、336条改革任务中，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为重中之重。新一代青年经济学者，他们将如何思考新时期的改革问题?如何面对改革深水区的难题?

新京报将通过权威评委和更严谨的调研，遴选出一批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在未来5个月里通过专题栏目，展现他们的学识风采。

■ 人物简介

赵萍生于1970年2月，现任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商务部特聘“全国内贸行业专家”。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1996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流通产业研究。2004-2005年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任访问学者。2006年调到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研究院。

公开出版《中国现代流通30年》等著作六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内部报告获得了商务部及国务院领导的十数次肯定性批示，相关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政策文件。

赵萍：

做研究就是想看透中国经济

“我的羽毛球水平还是相当可以的，在一些俱乐部的业余选手里算中等以上的。”见到赵萍是在周五的下午，她刚运动完回到办公室。一双平底鞋，一件蓝色小外套，头发整齐地向后绾着，一丝不乱。赵萍的装扮和气质更像一名投行人士。

赵萍最初确实是在投行工作，但后来却放弃了优厚的待遇，选择做经济研究，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比较大，更看重精神生活和理想，也想弄明白中国经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会走向何处。她说，自己对于很多物质的东西并不那么看重，但特别看重精神生活，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当时，保尔·柯察金的那句话对她影响很深——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

1995年，赵萍在投行的工资是每月两三千元，而到中国社科院做研究只有四百元。社科院当时告诉赵萍，来了没有房子，职称暂时也解决不了，但是她不在乎，觉得只要能够参加调研就行。在这种情况下，赵萍1996年辞去投行的工作，到了社科院，从此做了17年的经济研究，期间从社科院转到了商务部研究院。

“我就是想看透经济是什么，想知道中国经济是什么样子，想看清楚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是怎样的，如果从中我能得出自己独立和独到的一些观点和判断，这就是我的理想了。”赵萍说，自己是个工作狂，有一些成果就会觉得快乐和有成就感。

在社科院的时候，赵萍更多的是通过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商务部研究院是政策研究部门，很多研究与政策直接相关，因此，观点和研究落到实处也就比别人多了一些途径，有更好的渠道把自己的观点以内参的方式报给决策部门，直接影响决策者。看到一些观点被采纳，一些研究成果变成政策，赵萍说，自己会从中看到希望。

■ 核心观点

在影响消费的因素中，收入是第一要素。其重要性比其他因素叠加的总和还要重要。如果不解决收入问题，即使其他问题都解决了，老百姓还是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消费。

目前中国经济难以做到有效投资，主要是因为政府没有转变政绩观。政府对市场并不敏感，却在牵头和主导投资，所以投资决策机制决定了很多投资都是无效投资。未来GDP在政绩中的重要性越来越低，民生、环境等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但真正不唯GDP至少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我国目前消费占比太低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目前的消费增速处于“次高速”的状态，如何理解“次高速”?

赵萍：消费增速主要是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以前消费增速为15%以上，现在下降到10%-15%之间，所以说是“次高速”。

以前经济增速比较高，一直高于8%，但现在经济增速有所下降，进入“次高速”增长的阶段。与经济增速下降相对应的是消费增速也出现下降，消费增速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每年都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我估计未来两年，消费增速不会低于10%。

新京报：国外的消费增速情况是怎样的?

赵萍：目前，国外的消费增速都不是太高。从宏观经济增速来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一般都在3%-5%左右。

新京报：消费增长“次高速”的状态是否属于合理水平?

赵萍：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目标来说，这个增速还是太低了。从历史上看，目前消费增速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过去23年中，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速为6.8%，最高的时候是29.8%。

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建立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发展格局，从这个宏观目标来讲，消费的贡献应该更大，无论消费率还是消费贡献率都应该进一步提升。

新京报：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分别代表什么?

赵萍：消费率是指消费占GDP的比重，消费贡献率是指消费增长部分占GDP增长部分的比重。一个是存量概念，一个是增量概念，无论从存量还是增量的角度，我国消费的占比都太低了。

提高消费占比须控制投资增速

新京报：为什么说我国消费占比太低?

赵萍：去年我国消费贡献率只有50%，而投资贡献率为54%，消费比投资的贡献率低4个百分点;从消费率来说，我国的消费率连续多年在40%左右。

而从世界各国来看，平均消费率一般都在60%以上，一些消费主义盛行的国家，比如美国，其消费率达到80%左右，即使在崇尚节俭的东亚国家，比如日本，消费率也在60%-70%的水平。因此未来要建立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发展格局，必须提高“两个率”。

新京报：如何提高“两个率”?

赵萍：提高“两个率”就是提高消费增速。经济增速下降会影响人们消费的心理预期，经济形势好才会让人们产生良好的心理预期，才敢于花钱，愿意花钱，也有钱可花。因此，提高消费增速首先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需要经济较快增长。

另一个方面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让经济增长进入消费驱动型模式。GDP是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的，提高消费“两个率”很有必要的一点是控制投资的增长速度。投资的部分属于中间需求，消费则是最终需求。比如投资生产钢材，老百姓不会直接用钢材，必须要经过加工生产成汽车或者房子，才能成为最终消费品，中间需求取决于最终需求，老百姓需要，投资的东西才是有效的。

作为中间需求，投资需要两个市场来满足，即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国际市场虽然复苏迹象明显，但依然是低速增长阶段，这就制约了我们的出口;所以投资还是要依靠内需，投资那么多，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就会形成产能过剩，造成结构不合理，这对经济发展是一个负面影响。所以，投资要有市场需求做支撑，以需求为牵引的投资才是有效的，因此要建立以消费需求为牵引的经济发展模式。

对我们国家来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保证消费快速增长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投资的增速慢下来，这样消费和投资就比较匹配了。

第三个方面是要提高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低，福利又差，导致用于消费的比重太低。

让财富分配向劳动者倾斜

新京报：怎么提高收入和福利水平?

赵萍：在过去十年中，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只有40%左右，我们做过一些分析，美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最低的时候都能达到60%。所以在分蛋糕的过程中，很有必要切一大块给劳动者报酬，使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要进一步提升，让老百姓新创造的财富在分配当中，更多向劳动者倾斜，而不是向投资者倾斜。

除一次分配外，也要注重二次分配的调节。现在老百姓自掏腰包买了很多公共产品，比如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非常重，也就使得老百姓必须得攒钱。而这些在很多国家都是通过社会保障来完善的，所以我国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有必要尽快推进。

我国居民的储蓄率一直特别高，储蓄存款已经达到30万亿左右，对于很多人来说，有几万块的存款是没有问题的，而美国现在的人均存款只有5000美元，按照我们现在的收入水平，有这么高的存款量，说明老百姓不敢花钱。

新京报：居民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吗?

赵萍：我认为在影响消费的这些因素中，收入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第一要素。其重要性比其他因素叠加的总和还要重要。虽然消费也有其他影响因素，但如果不解决收入问题，即使其他问题都解决了，老百姓还是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消费。

普通劳动者有钱的结果是在社会上形成一个阶层，就是所谓的中产阶层，在我国称为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层收入水平属于中等偏上，社会保障方面基本没有后顾之忧。中产阶层的消费倾向和消费习惯都是向高层人去学习的，这是社会的普遍规律。中产阶层壮大，学习高收入阶层的消费习惯的人会增多，这些人的总体支出规模就会非常巨大。所以，中产阶层壮大是一个国家的消费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的前提。

新京报：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还达不到快速消费阶段的水平?

赵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数量近年来确实在大幅度增加，但我们会发现，在我国这个阶层的人还挺难依靠他们的工资过上体面的生活，一个大问题就是房子;另外，收入水平提升的同时，还要控制通货膨胀，如果通胀太高，即使名义收入提高了，真实购买力的提升也会很缓慢，所以控制通货膨胀也应该是扩大消费的一项重要措施。

决策机制造就很多无效投资

新京报：目前我们投资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并不合理，你所说的有效投资还难以做到，原因是什么?

赵萍：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投资的决策体系有一些问题。国有投资对市场的敏感性不强，比如政府投资了很多项目，像基础设施、公路、铁路、保障房等，到底是不是需要这么多基础公共设施，应该建在哪里?其需求的数量以及结构跟投资是不完全匹配的。比如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已经有不少高速公路了，还要继续修路，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有路没车”，这些都是无效投资。

之所以出现这一类无效投资，主要是因为政府没有转变政绩观，建了很多政绩工程。比如修路、建大型商业综合体等。政府对市场并不敏感，却在牵头和主导投资，所以投资决策机制决定了很多投资都是无效投资。

新京报：这种状况该如何改变?

赵萍：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政绩观要改，中央从去年开始强调不要再唯GDP论英雄，这是个好的迹象，目前处于地方政府考核标准的转换阶段。但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还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所以虽然不以GDP论英雄，但GDP仍然很重要，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够解决就业问题，才能够使物质生活更加丰富。

只有达到足够富裕的水平，GDP增速才会没那么重要。地方政府不唯GDP是一个方向，但真正不唯GDP肯定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至少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新京报：在消费提速缓慢，而GDP增速面临跌破7.5%的情况下，会不会重回依靠投资的老路上?

赵萍：我觉得不会再走大规模刺激的老路了。最近几年，我国房价过快上涨、就业问题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已经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这些问题都与金融危机时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现在极力推进全方位经济体制的改革，实际上也是为了消化四万亿刺激带来的负面影响。本届政府正在面对大规模投资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所以即使为了保增长也不会不遗余力刺激投资。

消费目标与政策不配套

新京报：去年消费的预期增长目标是14.5%，却并没有实现目标，近几年一直喊鼓励消费，但效果并不明显，原因是什么?

赵萍：目标定得很好，但政策并没有配套。首先，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没有实现同步，收入分配的改革力度也不大，就是说对于消费的影响因素并没有真正去解决;其次，鼓励消费更多的是停留在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实际政策却并没有落实到刺激消费方面，以前的短期刺激消费政策几乎全部退出了，与此同时，还新出台了很多限制消费的政策，比如汽车限购等。我们的目标是鼓励消费，但实际动作却是限制消费。

新京报：短期刺激政策对消费增速的影响有多大?

赵萍：非常大。我举个例子，节能家电补贴政策是去年5月份出台的，6月1日开始执行，5月家电的消费增速只有0.6%，而政策执行一个月后，增速就达到9.5%。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战略目标与实际政策相悖的情况?

赵萍：制定目标是某些部门的责任，而实施目标是很多部门的责任，很多部门要达成一致非常难。比如消费刺激政策退出之后为什么不继续?有些部门肯定认为有必要延续，而对出钱的部门来说，可能会认为去年开始税收增长压力非常大，很难再拿出一笔资金用于这些政策的延续。

新京报：所以你提出扩大消费需要国务院层面提出顶层设计?

赵萍：是的。扩大消费应该由国务院层面来制定顶层设计，制定规划，然后把任务分解到各个部门。中国现实的特点是很多官员对上负责，如果是上面提出来的，就更容易执行和推进。

新京报：推进这项内容有难度吗?

赵萍：所有的改革都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利益再分配时既得利益者会反对，既得利益者一般掌握着话语权，他们是强势群体，所以改革会受到很多阻力。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消费政策，培育消费热点，你认为未来消费热点在哪几个方面?

赵萍：第一个消费热点是信息消费，第二个消费热点是服务消费。

■ 同题问答

Q：对2014年的经济社会运行，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