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圈：未来的国家竞争力高地

大都市圈：未来的国家竞争力高地

本报记者 李春霞

伦敦都市圈是英国主要的生产基地和经济核心区。图为鸟瞰伦敦城。 本报驻伦敦记者 王传宝摄

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都市圈内经济和社会活动活跃，各城市间功能互补性强，是所属国家和地区的创新中心和竞争力高地。日前，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大都市圈：国际比较与启示”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探讨了如何科学建设大都市圈，并为中国大都市圈发展提供了政策借鉴

城镇化演进的结果

作为城市化和城市群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都市圈具备了资源利用集约、集聚效应明显、经济与创新活跃等特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认为，大都市圈的繁荣对一个国家乃至民族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大都市圈聚集与组织的要求超出了单一城市人口、产业、社会活动、环境保护、治理社会的范畴，而体现为不同规模、不同特点、不同功能的若干城市的互联互通互融。因此，相较于单个城市，都市圈能在更高水平上整合和优化各类资源，较大程度地缓解单一城市因人口、资源、人类活动等因素过度聚集而产生的各种城市病。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五大世界级都市圈是纽约都市圈、伦敦都市圈、东京都市圈、巴黎都市圈和北美五大湖都市圈。它们已经成为当地人口最密集、经济最活跃、最富有竞争力的地区，是所在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枢纽和参与全球竞争的制高点。

高效交通提供保障

从全球大都市圈的发展历程来看，安全、快捷、高效的交通基础设施无一不为城市间高效、有序的产业分工体系提供了有力保障。以伦敦都市圈与东京都市圈为例，在其先期规划中，交通与土地利用实现了完全一体化，即在轨道交通系统的基础上构建了立体的步行系统，交通规划直接服务于用地。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首席代表李来来认为，大都市圈规划可采取交通先行的规划模式，瑞典的作法值得借鉴。首先，为了缓解交通拥堵带来的通行不畅，瑞典将交通拥堵收费作为一项法律条款贯彻下来，斯德哥尔摩因此减少了25%的机动车辆，空气质量也随之显著改善。其次，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瑞典坚持技术设备投资与公共交通投资双管齐下，避免对乘客过多收取交通费用。三是交通规划的长期性。瑞典已经在制定都市圈发展的2030年乃至2050年规划，而且规划的任何改动都要经过相应的法律程序。四是交通规划有健全的科研与评估监测力量作后盾。规划实施后，瑞典邀请第三方独立的机构，以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工具，对最后的投资规划结果进行了全面评估。

生态联保不可或缺

生态联保是大都市圈经济发展的基石，其中建设大范围水源涵养区是美国都市圈发展最成功的经验之一。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马克·皮萨诺认为，气候变化会改变全球的水文环境，城市建设者需要未雨绸缪，并增强技术能力来预测这些变化。美国南加州从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变为美国生态最好的地区得益于政府思维方式的转变，在环境可持续性与经济可持续性中找到了利益汇合点。南加州政府很早就意识到，建立大范围的生态涵养区既能带来清洁的水源，也能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通过水源地全流域开展较为全面、深入的调查，以及分析流域的经济社会状况与各区域水源涵养能力，制订了科学的水源涵养区建设方案。例如，从恢复植被做起，建立友好生态示范区，在区内各个市共建跨界水源涵养区的模式。

马克·皮萨诺介绍说，加州采取了分散式的思维模式与项目建设办法，即从下而上，从最低级别做起。以水资源为例，政府会跟不同的地方合作协调，汇聚不同的来源，重新设计筹资。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方式使更多个人参与进来，改变了项目融资结构并缓解了资金不足，使政府可以立刻采取行动，而不必等一个大集团、大部门的投资。这种分散式策略沿用至今。

产业分工清晰专业

未来的大都市圈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先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演变体现了都市圈参与全球经济的广度与深度。所谓先进生产者服务业，包括银行业、金融业以及其他服务性产业，如保险、会计、法律、管理咨询、广告等产业。

以伦敦都市圈为例，其发展得益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聚集，先进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市间的重新分工，核心城市的外围城市会聚集一些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产业，如IT、法律等服务产业，打破了单核中心的城市布局，使伦敦都市圈形成了多中心的网络型格局。这种在核心城市外形成的多个副中心与发展轴线，引导了人口和产业的合理集聚，为都市圈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认为，城市间建立准确的产业定位与协作体系需重新考虑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功能划分，打破传统的城市边界思维。在伦敦都市圈的规划中，英国政府9个地区的38个部门联合参与，空间设计规划部门会征询经济发展部门的意见，经济发展部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和空间规划部门进行磋商。

此外，高效的物流网络是先进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保障。马克·皮萨诺认为，美国商品售价低的重要原因在于所有产品60%的成本来自分销市场营销以及融资领域，而40%的成本来自生产。如果在产品分销市场的这60%过程中能够提升产品的转运效率，就能够改变经济运作方式。当前，如果中国城市能够对运输路线、分销路线进行优化布局，作好省份之间的协同物流行政规划，就能实现大规模的成本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