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症国企改制(3)

国资流失之辩

“国企为什么无效率?”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原因有两种：一是企业里人浮于事，找不到人负责;二是管理层很厉害，于是就内部人控制、中饱私囊。

赵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的管理层特别是核心管理层的有效持股，是实现混合所有制、搞活企业的重要保障。所谓有效持股，“就是如果把企业搞砸了，自己就会跟着倾家荡产。”中国的犯罪成本、违约成本和失信成本都太低，所以必须要将管理层的利益和改制后的企业利益绑定，这是中国国情。

管理层持股，可将经营者的事后约束转变成经营过程中的过程约束，解决了经营者的监督问题，同时又调动管理层人员的积极性，能够有效保障公司的长期发展。

“他那么能干，你就让他拿那点工资，他过不下去。”赵令欢说，“我不讲对错，这是人性。”

目前，国内有三种管理层持股的实现方式，一是国有控股或持股公司直接将现有部分股权或增资扩股的部分股权转让给管理层;二是将国有企业自身的全资子公司的一部分股权转让给管理层;最后是将国有企业部分业务剥离，与市场投资者共同新设子公司并将其股权转让给母公司的管理层。

推而广之，职工持股也是为了让员工成为企业的主人，与企业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绿地集团一位高管回忆，在1997年建立员工持股会之后，“激励作用非常大，企业效益好，员工的分红能超过他的工资收入，效益不好就没有分红，是一把双刃剑”。

然而，不管是管理层和员工持股，还是引入各类社会资本，历史上每一次国资的股权变更，都会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敏感话题，由此引发的舆论干扰，让政府政策一次又一次收缩，国企改革也因此停步。

国有资产流失是指国有资产的出资者、管理者、经营者，因主观故意或过失，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在国企30年改制过程中，曾经由于一些企业在操作中的不规范，将国有资产高值低估，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当时最常见的是对企业的有形资产部分按原值等价入股，如对土地、房产等大宗不动产按原购入价评估，不计其市场升值，或者把原来国家拨给的土地，不计价折合成国家股份划作自己企业的法人股，对国有资产中的专利、商标、商誉、品牌等无形资产，则不予评估或按极低的价格评估，有意、无意吞噬国有资产。

但是今天来看，形成国资流失的很多历史因素已经消失，上述风险也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控制和规避。

赵令欢解释说，现在不像当年做国资改制，国资委只认净资产这个指标。现在的产权交易有包括上市公司各项制度、产交所、公开比价、公开询价等等诸多手段，国资委会比较之后选择一个价格最好的。

“既然三中全会决定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就要相信市场的定价能力。”他表示。

赵分析说，国有资产流失的说法至今存在，其中部分原因是有些人不懂经济，还有些人持不同的政治立场。

“一些人习惯于把改制激发企业活力后实现的价值提升，归因为此前对企业价值的低估，然后得出国有资产流失的结论，这实际上是对改制释放生产力的否定。”

国企改革不应“因噎废食”，不改革将是最大的流失。这是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众多专家的共识。实际上，国企目前被核查出的大量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和未经严密考证、带来巨额损失的投资决策，一样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不改革造成的流失。

深圳创投集团副秘书长李夏告诉《财经》记者，国资流失是件头疼事，在中国国企改制30年的历史中，如果企业被发现存在资产流失的瑕疵，往往被延后处理或者干脆下令停止。但是随时时间发展，这个观念在逐步淡化。

只要你认为当时的收购价格能够满足评估价格，那就是合适的交易。不要在增长之后，反过来想，是不是卖便宜了，李夏说：“不能有回溯的想法。”

赵令欢认为，大家一定要过国资流失这个坎儿。“你要相信市场，有人卖有人买，政府要管的是公开、透明、公正，确保程序正义。”

公开透明公正，首先是公正评估国有资产，通过完善资产评估法规，规范资产评估程序和制度，做到资产评估的公正科学化，保证国有资产评估价值合理准确，以及建立国有资产公开拍卖的制度，让国有资产出售信息公开透明，避免国有资产转让中的“暗箱操作”，在买者和卖者的竞争中发现国有资产的市场价格。

而国资委等政府部门作为利益主体，应当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而非直接参与者，着力解决法规制度建设滞后问题，确保监管工作切实到位。

“我是谁，我的钱是从哪里来，我怎么做交易，交易之后份额有何变动，把这些要素都公开了，就能避免99%的贪腐。”赵令欢说

治理结构瓶颈

新加坡模式一直为诸多中国高层所欣赏，中国的国资管理体制部分借鉴了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但新加坡国企的体量远不能与资产总额达30万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央企相比，再加上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没有中国央企独有的政治属性，中国在学习淡马锡过程中也需要趟出自己的新路。

国企改革回潮，政企合一加剧，这是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最担心的图景。

他们认为，避免这一图景，决策层就应该尽早明确国有企业的定位，到底是国家机构还是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组织。理论上想清楚了，行动中才能坚定不移，各级政府才能积极创造条件让竞争领域的国企放手改制，先一步成为真正的经济组织。

除了理论障碍，既得利益束缚是深化国企改革的更大障碍。国企与党政机关有着天然联系，很大程度上是其权力的延伸，政企彻底分开，意味着党政机关无法轻易支配国企资源，这显然不是一个容易能作出的决定。

今年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五粮液集团董事长唐桥坦言，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的关键是政府，省市两级党委政府不推动，企业自己想改根本不可能，集团层面动不了，二级的股份公司也动不了，最多能把三级公司拿出来改制。

除了自上而下的放权，人才要素对改革的倒逼亦应同步进行，但现在董事人才和经理人人才匮乏，成为制约国企完善公司治理的瓶颈。

董事的素质会成为董事会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这是设计者一开始就预料到的。李荣融告诉《财经》记者，职业董事比职业经理人更难找。2005年，国资委设立了一个董事资格评审委员会，作用是防止不合格的人进入董事会。

即使这样，合格的董事人才还是欠缺，有媒体甚至抨击说，央企的外部董事已经成了退休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总的“后花园”和“养老院”。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释放了积极的信号，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掷地有声的决定既激动人心又深入人心，现在最需要的，是同样掷地有声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