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专家：未来五年是爆发金融危机高危期(2)

新京报：如果这三个部门发生联动风险，会产生怎样的恶性循环?

张明：我觉得未来中国最有可能面临的危机路径是，伴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加速开放，以及美联储步入新的加息周期，外部对资金的吸引力会显著增强。在特定情景下，中国可能会有很大的资本外流。

资本外流很可能会导致国内的流动性水平显著下降、国内利率水平显著上升。利率上升将会导致私人部门的金融风险加剧，例如企业部门会加速去杠杆，房价会加速下调，而企业去杠杆和房价下调都会导致银行的坏账加速上升。

所以未来三到五年，银行坏账显著上升的可能性很大。这些都会导致国内外主体对本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信心下降，他们会有动力把更多的钱挪到国外去。如果这样，资本外流会进一步加剧，人民币汇率将会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进一步的资本外流也会导致国内流动性进一步收紧，利率继续上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风险的闭环，而且是恶性循环。

新京报：按照你的推导，这一危机实现的概率会有多大?

张明：危机爆发的概率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对策，其实我们是完全有能力避免危机的。有两方面的对策非常重要。

第一，资本是不是想流出就能流出去?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有没有能力保持对异常资本流动的管制?若能把握住对资本异常流动的控制，中国政府就能避免或缓解危机的恶化。问题若只出现在国内，中国政府还是有很强的能力来应对的。

第二，能不能在风险浮出水面的背景下，维持甚至增强国内外主体对中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信心?换句话说，能不能推动一些看似困难的结构性改革，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资本账户开放倒逼机制很危险

新京报：谈到资本账户开放，最近呼吁开放的声音很大，央行也有一些加快开放的政策，比如上海自贸区、前海特区、沪港通。但你却持反对意见，为什么?

张明：我并不是反对资本账户开放，只是认为开放的进程应该更加渐进、审慎和可控，从而使得中国政府保留管理异常资本流动的能力。

我赞成类似沪港通这样的在一定额度下可控的开放跨境金融投资的举措。但是，我反对为资本账户开放设定一个硬性的时间表。譬如，之前市场曾有传闻，中国政府将在2015年实现资本账户的基本开放，在2020年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

对资本账户开放这样一个非常敏感且不确定的事件设置一个硬性的时间表，其实大可不必。它应该是一个在各方面改革都比较完善的情况下水到渠成的结果。它不应该被用来倒逼国内的结构性改革，这种倒逼机制其实是很危险的。

新京报：你认为其他改革进展到什么程度，资本账户可以开放?

张明：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应该有一些前提条件：第一，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应该充分市场化;第二，中国金融市场现存的一些脆弱性应该得到处理，比如当前影子银行体系内积聚的风险、房地产市场下调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出现的坏账风险等;第三，中国政府应尽快建立一套新的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并借此来取代资本账户管制。在上述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再全面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经济对负面冲击的抵御能力将会显著增强。

新京报：刚谈到避免危机的第二点是维持投资者信心，而其中的关键一环是结构调整。你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应该怎样改革?

张明：目前对中国经济而言，最重要的结构性调整有三点。

第一，让整个国民收入更好地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让居民获益更多。

第二，打破国有企业对若干服务业部门的垄断。这里的服务业部门包括教育、医疗、通信、铁路、金融等部门。未来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增长，主要动力源泉将来自服务业，因为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而服务业要想快速发展，必须打破市场准入的门槛，让民营企业能够真正跟国有企业进行竞争。此前三中全会决议提到的混合所有制，包括近期石化企业的一些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第三，加速实施国内各种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要素既包括土地、水电气这些资源，也包括环境成本，要把它内化到企业的经营决策中去。只有要素价格充分市场化，才能真正促使中国经济从粗放型增长变成集约型增长，变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增长。

应对危机应做好政策预案

新京报：对于改革的路径推进，你有何建议?

张明：第一，必须要推进结构性改革。只有结构性改革得以推动，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完成转型，才能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上所有愿景，都建立在国内经济在未来一二十年能否再保持6%以上增长的基础之上。尽管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非常强大，但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当前政府有很大的勇气和决心来推进改革。如果能把本轮反腐的勇气和决心用到推动结构性改革上来，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另外，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新兴经济市场在成长为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都会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经历各种类型危机的洗礼。未来的5到10年是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高危期，因此我们要做政策预案。其实我觉得危机爆发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危机爆发之后怎么加以应对。

世界上有两类国家。一类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这类国家的数量很少，例如亚洲的韩国与北欧的芬兰。这两个国家的特点是，它们都曾爆发过金融危机，但它们很好地利用危机来凝聚国内的共识，从而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另一类国家则深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不能自拔，例如一些拉丁美洲国家。

新京报：现在关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速，经济学家有很多猜测。有的乐观，有的悲观，且有很大争论。你怎么看?

张明：二者都是基于对未来改革情景的不同而判断得出的结论。比较乐观的，像北大的林毅夫教授和复旦的张军教授，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还可能保持8%左右的增长。他们是基于一种乐观的愿景，即相信中国能够成功地实施结构改革，能够顺利地转变增长方式。在这种愿景下，中国经济可能有很快的增长。

但很多人没这么乐观，认为6%或7%就相当不错了。这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以及潜在的金融风险，他们倾向于认为，在未来5到10年要成功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是非常困难的。

新京报：你是一个中国经济的悲观主义者吗?

张明：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审慎乐观的。如果政府能够真正推进国内的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帮助我们在未来十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今天我提到的诸多负面情景，则是我衷心希望中国能够成功避免的。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当前改革的进展?

张明：有这样一个比喻，中国改革一开始像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则进入了深水区，河的深度已经超过人的高度了，再在水底走也走不过去了。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浮起来，瞄准对岸的目标游过去。你要清晰地知道你想到达何处，你才能顺利地游过去。

新京报：在你看来，我们现在的改革目标是什么?

张明：我觉得三中全会给的蓝图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国际社会给三中全会决议的评价是很高的。但是谁都说，关键看落实，要看七八年之后交出的成绩单。这个目标可能包括：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上，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社会阶层之间的弹性更大。这或许就是中国梦的题中之义。


 

责任编辑：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