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常态”与发达国家“新常态”的五个区别

中国“新常态”在本质上是一个从传统的稳态增长向新的稳态增长迈进的一个“大转换时期”，与发达国家“新常态”近年来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具有很大的差别。

一是它不是一个重返危机前繁荣状态的恢复过程，而是在全面结构性改革进程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和新的发展源泉的过渡过程。

二是它是一个潜在经济增长在波动中逐步回落的过程，而不是马上就要步入新的稳态增长路径，因此它不是一个增速不变的常态，而是一个增速变化的常态。

三是它不仅是一个“去杠杆”、“去产能”的危机救助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结构问题在不断凸显中得到重构的过程，一个风险在不断暴露中得到缓释的过程，因此中国的新常态的主题词是“改革”、“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

四是它不仅是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投资周期的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的产物，因此，中国“新常态”更具有复杂性。

五是它不仅是一个外部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失衡的调整过程，更是一个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与宏观治理系统之间失衡的改革与大重构的过程，因此中国的新常态结构性改革的主题不是发达国家的局部调整，而是全面改革与全面结构优化。

突破传统宏调治理教条

新常态宏观经济调控框架必须与传统框架有本质的区别：一是不能用简单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刺激政策来应对经济增速的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不仅是世界经济周期回落的产物，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发生拐点性变化，潜在增长速度下滑的产物，因此，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理论就不能成为中国“新常态”时期宏观调控的核心理论基础，需求导向的强刺激政策就不能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合理选择。而建立在新潜在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结构理论基础上的结构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为当前必然的选择。

二是在打破凯恩斯教条的同时，还需要超越新古典主义的教条，通过强调主动有为、底线管理、“微调”与“预调”，以避免陷入“无为而治”的陷阱之中。按照目前的计量测算，中国增速回落中70%是结构性因素，但依然有30%是周期性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又具有较大的易变性。这种特性就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新常态”时期既不能简单跟随凯恩斯主义，也不能盲从于新古典主义。

三是突破“数字教条”，一方面在面对结构性趋势下滑面前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和定力，另一方面要在短期大幅度波动面前，强化“底线管理”的重要性，在战术上将“微调”与“预调”常态化。

四是重视结构性问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利用宏观审慎监管弥补传统货币政策的缺口。

五是突破宏观调控仅专注于总量调整的教条，强化“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精准发力”。

六是突破传统宏观调控分类治理的教条，强化综合治理的导向。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七是打破“调控”与“被调控”的两分法，将改革与调整贯彻到底，利用全面改革重构宏观经济调控的框架及其传导工具。

“新常态”

是习近平重要经济思想

2014年是中国再改革元年，它以反腐倡廉、群众路线实践活动为序幕，以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和四中全会的法治中国为内涵，成功地凝聚了改革的共识，描绘出了改革顶层设计的蓝图和实施的路径。因此，2014年为中国大改革、大调整取得了绚丽的开局，为2015年至2017年全面推进各项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也说明习近平总书记所领导的这次改革具有政治智慧，是深思熟虑的产物，也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集中体现。习近平的经济思想是其治理思想的有机部分，最重要的内容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结合中国民族复兴历程，提出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和战略;二是结合中国的特殊发展阶段，提出“新常态”思想;三是全面把握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格局发展的趋势，提出中国在世界经济整体的战略布局和区域发展的新规划;四是结合中国大改革和大调整的时代特点，提出中国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以及相应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作者陈雨露 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本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简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