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需打通要素流动通道
刘世锦
近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对此存在不同的理解和争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是问题导向的。供给侧改革要改什么,要看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面临的要害问题是什么。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背后则是结构、动力、体制政策环境的转换,由此也可以称其为“转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求平衡转向中高速平台上的供求平衡。以往长时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出口的高增长也由于国内要素成本和汇率上升而难以为继。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时,供给侧相对应的重化工业也开始调整,但调整幅度远不及需求回落幅度,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并引发了PPI持续的负增长。
中国经济达到中高速增长平衡点,将会有两个“底”。一个是“需求底”。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由以往的高增长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时,将是房地产投资乃至中国经济从需求侧来看的经济增速触底的信号。估计这个“需求底”有较大可能在明年年中左右看到。另一个是“效益底”,即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可持续的增长。这个“效益底”的出现,直接取决于减产能的力度和进度。但目前来看,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效益底”滞后于“需求底”迟迟不能出现,经济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特殊困难时期。
摆脱这种困局,首当其冲是高度重视并大力度减产能,同时解决其他领域“低效率洼地”问题。这样就涉及需求侧政策的局限性。供给和需求是现代经济活动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所谓“三驾马车”是对需求侧消费、投资、出口活动的通俗描述。有人以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驾马车”。这种看法会导致误解,而且低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转型期结构性问题,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侧政策,也难以将其作为重点。
在这种情景下,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显而易见了。供给侧改革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排除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比如采取供给学派所强调的减税等措施,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具体地说,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包括如下几项。
第一,对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理想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挤出过剩产能。可考虑由国家层面确定减产能总量,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地,同时允许配额交易,这样优势企业可以不减,还可以去买劣势企业配额。同时在解决“人”和“债”问题出台得力政策,如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同时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兼并重组。
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和加强竞争。有的领域,表面上看投资已经不少了,如果放宽准入,还有降低成本、提供效率的很大空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资。
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第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致生产,倡导“工匠精神”,把活做精做细,提高附加价值比重,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借鉴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全面实行加速折旧政策,此举相当于向企业减税,同时起到促进设备更新、扩大投资需求的多种效应。
第五,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与模仿为主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着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排除泡沫经济的扰乱,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要把培育创新环境与地方竞争结合起来,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以上重点领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场,这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过剩产能、低效无效要素要出去,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要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
(作者系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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