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是适应新形势的主动选择(2)

去库存，光靠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不够的，还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在供给一侧发力，使农民工和有改善需求的城乡居民形成在城镇买房和长期租房的预期。

无论是化解过剩产能也好，去库存也罢，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当期的经济增长，更主要的是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实质上都是供给侧的改革措施。

记者：高成本是供给侧的致命伤。如何看待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问题?如何通过改革来解决?

张卓元：企业成本高是个大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在降低企业成本上下了很大功夫，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高企的问题仍十分突出。这不仅表现在劳动力、水等成本呈现趋势性上升上，而且表现在融资、流通等成本长期居高不下上，还表现在一些隐性收费项目屡禁不止上。前不久，一个朋友家的孩子谈办企业感受，总体上还是认为现在企业负担有些重，一些窗口部门办事人员甚至故意难为企业，给企业增加了负担。在经济上行周期、市场环境好，成本高一点低一点，企业还可以忍受。但现在国外市场需求疲软、国内经济又面临“三期叠加”的压力，过高的成本会给企业带来巨大负担。“拉弗曲线”有一个转折点，在此点之下，即在一定的税率之下，政府的税收随税率的升高而增加，一旦税率的增加越过了这一转折点，政府税收将随税率的进一步提高而减少，我们一定要认识并不是税率高税收就一定多这个道理。

降低企业成本，要多管齐下。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哪些原则?注意些什么?

张卓元：除了要坚持正确改革方向等大的原则外，起码还要注意两点：

一是难度很大。目前供给侧存在的问题，都是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就业等事关国计民生的事息息相关。比如去产能，势必涉及企业的重组甚至破产，会直接影响到一些人的吃饭问题。因此，一下子步子迈得过大，某些方面可能承受不了，要妥善处理社会稳定和推进改革的关系，处理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

二是尽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可以加快一些，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不仅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高一些自然垄断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也表明，完善公有制经济，允许体制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一项非常成功的增量改革。在改革的强力推动下，我国经济迅速起飞，经济增速三十多年平均达到近两位数，在此基础上，不仅国有资本成倍大幅度增长，各种民间资本和居民储蓄存款也大量增加。新增长点多了，就可以对冲一下主动改革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

记者：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看，有哪些相关改革经验教训可以汲取?

张卓元：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经历了一轮时间较长的繁荣，创造了低通货膨胀率、低赤字、低失业率的“三低”奇迹，并最终出现了财政预算盈余。不少理论分析都认为，为美国经济繁荣奠定基础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前总统里根。里根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减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为企业经营者提供宽松的环境和政策空间，调动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各方面的积极性。这对我国的启示就是，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企业减负工作，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让企业轻装上阵。

文/本报记者 马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