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体制成本升得太快，是当前经济最要命的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认为，改革曾降低了体制成本，中国经济因此崛起，而不断上升的体制成本，现在却成为阻碍制造业发展的关键，GDP和劳动力价格远不如税收、社保缴纳和政府收入涨得快。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的决定性变量，体制成本降，经济增;反之亦是。

图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周其仁

以下为文章全文：

曹德旺去了美国，还对比了中美制造业的成本，将中国实体经济的现实问题推向风口浪尖。

中国从1978年到2008年连续30年，平均GDP增长将近10个百分点，2009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日本;2010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

改革降低了体制成本，这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

经济会发展起来，会高速增长，我们来分解它的因素，关键就三个东西：

第一，长期贫穷形成数目巨大的廉价劳动力。

我过去研究农业，经常犯愁的是这么多剩余劳动力怎么办?谁来雇佣他们?有什么力量可以把他们拉到市场?怎么算也算不出好办法。

一改变开放，发现办法来了了，国外有资本有技术，可以和你这个又多又穷的最大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经济能够起来的一个要件。

第二、改革降低了中国的体制成本。

光成本低、人力便宜不行，不能自动变成产品，如果脑子里面有很多固化的东西，把手脚捆住，思想不解放，体制不改革，就会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

所以中国经济能起来的第二条重要经验就是改革。所谓改革，就是用实践检查哪些做法、哪些政策、哪些法律、哪些红头文件是束缚了生产力的。

把这些束缚生产力的东西解开，所有经济组织运行的体制成本，也大幅下降。

我们过去学苏联模式，人便宜，但是体制贵。贵到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市场上缺，但是我们也不能做反应，不建立国有体制，谁也别动。

这套东西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步一步地给解开的。国家就是这个国力，如果还要捆住自己的手脚，就永远不可能发展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解开手脚，动员大家一起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了民营经济、中小企业。这是中国能起来的第二条关键因素。

第三条很重要，就是中国人善于学习。

体制成本低，加上劳动要素成本低，这个经济是不是就能发展起来呢?如果你的劳动力没有一定的质量，还是不行。

那这个质量靠什么来?靠学习。

这个不让干，那个不让干，所以啥也不会干。像我从小用到大的暖水壶，几十年不变的铁壳，没有我们今天讲的创新、更迭。你不改进，东西怎么会越做越好呢?

我80年代跟着杜润生老先生一起工作，先生虽然是老干部，但是思想很开放，带头去广东去看，广东那个时候刚开放，离香港近，很多东西进来。

这么大的一个老干部，看见一款电风扇，回来以后眉飞色舞地和我们形容，这个电风扇可以在蚊帐里面吹，脚一踢就停，扶起来就转。

这背后是什么?人的好奇心和学习心。

中国人穷是穷，但是肯学习，来了好东西，就有很多人琢磨怎么回事，琢磨来琢磨去，刚开始就是仿制，国际上很多国家说我们不重视知识产权，但是每个国家都会经历一个模仿的阶段。

学习能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后来居上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中国就是靠这三个要素起来的，曾经穷得不堪回首，只要一开放，有信息来，有技术来，有机会来，有市场来，经济迅速腾飞。

当年改革降下来的体制成本，重新涨上去了

那市场为什么来?很简单，物美价廉，成本竞争力。这就讲到中国经济的特点，到今天为止，我们主要靠成本优势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好也罢，坏也罢，这是特征。

如果你用30年为尺度来看，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美元，增长到今天的8000美元。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越靠越近。

但我们内部也有问题，在这30年，虽然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收入增长很快，但是增长更快的是权力收入。我们目前这个体制，政府的权力就是比别的国家要大，且缺乏监督。

最要命的是，我们当年通过改革降下来的体制成本，重新涨上去了。

说起中国经济以及成本上升，都会说劳动力价格涨得太快了，然而看上面的表格，大家就知道，劳动力价格也就是工资，涨得跟名义GDP差不多。

涨得最快的是什么东西?税收，法定的社保缴纳，政府收入。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反腐以后，我们才看到，吃掉了多少钱。那些贿赂，全是我们国民经济的成本。

经济增长快、收入增长快，成本优势就丢了，你原来就是靠成本优势吃饭的，最要命的是我们这个体制成本升得太快。

所以，国民经济从那么差的状况走到今天，只发生在一代人之间，我们引以为豪。现在经济下行，出路是什么?当你的独到性优势还不明显的时候，你还得往成本优势使劲下注，降低成本最重要的事，就是继续体制改革。

因为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的决定性变量，体制成本降，经济增;反之亦是。

管制不改革，城市就没希望

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一定要有规矩，并且规矩要有自我再生的能力，而这个过程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参与。

城市需要自由的发展空间

城市的内涵是密度，人往人多的地方靠，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有人都在活动。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所有人的活动都有干扰，我的活动会影响到你，密度越高，这个挑战就越大。

这类问题的处理要有一定的规则，城市社会比乡村社会更严格、更复杂。处理问题时这个规则一定会有滞后性，随着技术、经济、观念的变化，这些规则是不是应该相应地改变?

这个问题对一个城市是否能健康发展是有影响的。

这里面涉及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强调要严格管理，这样城市就没有多少自由可言。另一种看法，城市虽然有严格的规则限制，但是还是要保障自由。因为城市社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没有谁可以事先完全知道怎么处理。

如果在城市的发展当中，仅仅强调自上而下的规则、法治，不强调自主性、创造性、创新性、企业家精神，找不到这个平衡点，即使这个城市有一个规则，但是它是僵硬的，不适合长远的发展。

我自己偏向后一种看法，我认为城市还是需要自由的，如果没有迁移的自由就没有城市，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不准土地流转、资金流转、技术想法流转，就不会有城市的形态。我们必须承认自由要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前提，处理复杂的问题时，要保障各方面的因素，我们要增加很多以往经验的知识。

这个学期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1916年纽约市开始实行分区制，通过了全美第一个全面的分区制法规，今年正好是第一个城市规划法通过一百年。在访问期间有很多总结、回顾和讨论的问题，以及梳理纽约这个城市的发展变化。

城市发展没有管制不行，没有管制改革更不行

我今天讲讲为什么管制改革很重要，没有管制不行，没有管制改革更不行。

1916年美国的新兴行业都在发展，纽约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人口密集，楼越盖越高。楼高了之后会出现问题，就有经济学里讲的邻里效果，太高之后影响别人，邻居见不到阳光，最后这个问题可能会变成社会冲突，而且会挑战原来土地所有权的概念。

这种冲突怎么解决，就诞生了1916年的分区制，当时分为居住区和商业区。分区之后，对楼房的建设高度都有严格要求。人口集聚，开发商再想加高怎么办，地价贵就分摊地价。1916年当时想了一个办法，商务区的楼房到一定高度后就要收缩，往里抽一个尖顶，目的就是让阳光、空气洒到街道上来，不要因为你有高楼，让你的邻居永远见不到天日。

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还会发生。技术、电梯、通讯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要求1916年通过的法律开始调整。为什么说企业家精神很重要，因为法制就是守法，写什么就照着办，这里面会丧失未来发展的动力结构。总要有些人会例外，法制是过去定的，今天有新的情况能否变通一下?

这个标志事件就是当时美国的一家公司要盖一栋楼，设计师是德国人，是包豪斯学校的总监。包豪斯学校的特征就是简洁和实用，不要那些花里胡哨。这样的要求跟1916年的分区制法规是冲突的，楼房超过2.5倍再盖高，就要往里缩，缩了之后就是观赏性的，没有功能。

如果没有功能，对包豪斯学派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长期战乱的原因，大家对方方正正、线条清楚的建筑物觉得踏实，另外战后大量人口需要住在永久性的建筑里，去掉花拳绣腿和装饰，就变成了潮流。

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盖房子的业主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当年要房子缩回去就是让阳光进来，那用别的办法让阳光射进来就可以了。这个地只盖一半，剩下一半开放给纽约市民作为公共广场，但是盖的房子要高一点。

这个楼是1958年盖的，谈判非常辛苦，后来这个楼成为纽约地标，因为门口有一个小公园对所有纽约市民开放，因为这个小公园，整个帕克大道都发生了变化。此时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新技术、新想法、新变化，纽约市当局基于这个案例修订了1916年的法规，这个规划法非常重要，作为经济学家更是值得学习。

建筑商增加一平方米向公众开放，上面就可以增加10平方米的建筑，向公众开放，来换一个更高的开发空间。这样就把容积率控制的很好，市场的需求、业主的利益、公众的利益，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我概括一下自己的看法。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一定要有规矩，这个规矩一定要有严肃性，但是随着技术、生态、观念的变化，规矩要有自我再生的能力，再生能力离不开世界各方的参与，不能因为某个信息来源就把事情定了，一定是多方互动。

我去参观纽约博物馆时发现，很多市民参加了城市建设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市民参与城市设计的规则，总体来说就比较容易自觉的遵守。这样才能在秩序和动力，活力和有序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