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创新的两条中国路线

学者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前任院长，著名经济学家。2010-2012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创新的两条中国路线

编者按

2015年访学以色列，去之前我有一个疑问，以色列人那么信上帝，怎么同时做到科创能力位居全球前列?去了听一位拉比讲解，原来犹太教的《圣经》里说，犹太人是上帝选来与上帝角力的——那就可以与上帝掰手腕，而不仅仅是顶礼膜拜、下跪磕头。这是以色列创新能力的精神源泉。本文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于2017年1月13日在腾讯研究院的演讲，收录在读懂中国系列5《如何应对未来十年》一书。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重叠程度很高，越往将来看，两者越是浑然一体。所以，研究经济不能不关注创新。在经济学上，也早有这项学术传统。不过现在讲创新，比较容易讲得高大上。这有好处，能引起极其广泛的注意，动员更多资源投入创新性活动。不过讲得过于高大上，也可能不利于我们理解创新行为本身的含义。

▌探索、发现与尝试，早就占人类行为的一席之地

据《史记》记载，始皇帝想找长生不老药，有个叫徐福的方士迎合上意，称海外有三座神山，他“愿请延年益寿药”。皇帝大乐，派童男童女数千人随之出海求药，结果没了下文。9年后秦始皇再次问起，徐方士报告说上次没成，是因为海中有巨鱼，于是始皇帝加派皇家射手一起出海。不过这回徐福带着船队跑了，据说到了琉球甚至日本本土，“止王不来”，彻底有去无回。

这个故事与今天讲的创新，好像完全不相干。但是不是也有一点元素在里面?我觉得还是有的：人们为获得现实中无但希望有之物，去寻找，去发现。这个元素，怕从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就开始了，说人类与生俱来，也不为过。

找不来现成的长生不老药，延年益寿的念头是不是就此放弃?没有。人们开始炼丹——既然找不来现成的，那就尝试发明、制造。据记载自东汉始，我国炼丹活动就比较发达。当代有学者认为，“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起源”。

从寻找、发现到发明，这类活动延绵不断至今。我用这两个故事开头，说明创新元素早就包含在人类行为里，只不过它和迷信、荒诞的胡思乱想一直分不清楚，且探索未知的主要方法是靠经验，靠不断试错摸索，靠归纳总结。西方世界亦然，其古代文明从目前记载看还不如东方。

举航海为例。陆路上有指南针就可以了，沿大陆的近海航行也可以对付，但跨洋航行不但要辨识纬度，更重要的是辨识经度。1714年英国议会通过著名的《经度法案》，由议会设立巨额奖金，征求一种“切实可用的”经度测定方法。

当时有两个技术方向：一条是天上路线，那就是读准天上的钟，靠天文学家对星星位置的认知，为在大洋上行进的船队定位;另一条是地上路线，精读地上的钟，由钟表匠制造走时精准的钟表，通过准确的离港时间来确定船队所处经度。这里的关键是，怎么才能有一座精准计时的钟，在颠簸航行途中确保准确报时。最终，钟表匠走到了天文学家的前面。英国钟表匠哈里森前后花了32年开发了当时最精准的时钟H4，解决了大航海的关键技术难题。

对比H4和古代炼丹，这两个活动都是基于经验，都从实际难题出发，不断摸索、反复试验，直到解决问题。从认知路线看，其实属于同一类别。但是再往后，天文学家所代表的科学家或科学认知路线，开始崭露头角，并走向科技创新的中心舞台。

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离不开技术支撑的经济增长。全人类人口增长一直很平缓，但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抬升。为什么?希腊城邦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元素，那就是学者们提炼概念，提出命题，经由逻辑推理、对话辩论等一连串思维活动，来猜测世界的本质，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

这是科学发现的萌芽，开始与技术发明及应用并不相干，但隐含着技术发明另外一个非经验路线的新源泉。罗马人推崇希腊理性，提升了古代文明。其实，差不多同期在我们的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思想极为了得。不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科学驱动创新还远不成气候。

16-17世纪人口曲线才显著上升。相应的，就是第二次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蒸汽机、铁路、飞机、微生物、计算机、原子能、个人电脑等相继爆发，再向上就是基因组、互联网。科技创新加速，概括为一条，就是科学发现替代经验，在创新中越来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现在我们讲创新，一般要加个定语“科技”，全称是科学技术创新，“科”字当头，很说明问题。

偏偏在从经验创新转向科学驱动这个关节点上，中国与西欧拉开了距离。澳大利亚学者写了一本《极简欧洲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讲到欧洲能走出沉闷的中世纪，有两个时期很重要。

第一个是15世纪：文艺复兴——言必称希腊。

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思想潮流的一种反思。中世纪教会和教皇外加政教合一，禁锢人们思想，人们只能服从权威，服从上帝。一些集聚在意大利的学者和艺术家不满此道，通过研读希腊圣贤著作找到了一条思想解放的出路，那就是文艺复兴。其隐含的意思是，古代希腊学者的见地很了不起，那就不要言必称上帝、言必称教皇、言必称权威了吧。

第二个是17世纪：科学革命——希腊人错了。

文艺复兴提振了人类对自己、对自己头脑的思考能力的信心。“言必称希腊”久了，也激发后人认真思索，希腊人讲的究竟是不是全部正确?这样一来，科学革命就开始了：任何命题和结论，都可以、也应该、最后必须且只能经由实验检验!人们发现希腊人讲过的很多话是错的，如希腊人猜测宇宙的本质是水、是土，还有希腊天文学家认为太阳围着地球转。这就开启了科学传统：不管是谁说的，包括自己猜想出来的，都要设计实验来反复检验，通不过的就要被修订或推翻，以此才能逼近真理。

相信这套的人凑到一起，就形成一个科学家共同体，一个科学传统。大家虽然意见不同，但认知规范是一致的，就是用实验来检验猜想到的规律(因果联系)。这与自古就有的经验摸索式的创新之道，有方法论上的不同：基于观察，发现问题，但不是仅靠归纳总结，而是从反常现象找到切入点，突出人脑的长处，想象、猜想、推断，然后经受严格检验。人类认知世界的另一套武功正式形成，那就是科学革命。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科学发现——譬如地球围着太阳转——与流行之见，特别是与教会认可的“地心说”相抵触时，怎么办?这是那个时代不少科学家最为纠结的问题。因为原本偏安一隅、备受挤压的基督教后来与世俗权力结盟，成了不容置疑的人类精神禁锢，成了遍布欧洲的教会势力维系既得利益的保护伞。

当时教会利用其所控制的《圣经》解释权，开发出一款“赎罪券”，谁买到它就可以赎罪免下地狱，后来甚至让教徒给他们的家人、子孙后代买“赎罪券”。于是民间财富大量流入教会，支撑教廷的腐化和奢靡生活。

这时候冒出一位马丁·路德，秉承德国人的较真与执着精神，他修了希腊文、拉丁文，读《圣经》原典，发现《圣经》并没有授权教会垄断解释权，人们信仰上帝也不是非通过教会才成。他打破了教会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发动了宗教改革。这场改革在政治社会结构上解构了中世纪老欧洲，也在精神方面给科学革命增加了动力。想想看啊，创新首先要有新的想法，要提出新想法，总可以怀疑流行之见吧?要是不敢怀疑，哪来创新?

▌创新上下行：原理—技术—产品

2016年11月我去德国访学工业4.0，恰逢莱布尼茨去世300年。他在那个年代是一位天王巨星级的科学家，被德国人尊为近代的亚里士多德。他和牛顿各自独立发现的微积分，到今天也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必修知识。在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举办的一个讲座上，一位90岁高龄的老教授为我们介绍莱布尼茨，其中讲到莱布尼茨曾研发了第一台可做加减乘除运算的计算器。

老教授一边演示，一边讲解莱布尼茨那么珍惜时间，为什么花十几年去开发这么一台今天看来颇为简单的计算器。他为我们展示了一段德文原话，原来莱布尼茨认为，人不应该从事像计算这样单调重复的工作。这可是300年前德国学者的认知!人要做创造性的工作，主要就是发现世界的规律，认知自然界和社会的工作原理。

然后，为了让科学发现造福人类，就要发明技术。因为原理级别的认识固然重要，但要利用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实际需要，还要克服一系列技术困难。人类早就看到鸟儿在天空自由飞翔，也早就心向往之，后来又发现了诸如空气动力学这些原理级的知识，但真正要实现飞上天空，还要攻克无数技术难题。再下来就是把技术组合成一个个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这样看，原理、技术、产品，就构成创新的三个环节，形成一个往复运动的闭环。

那么，什么是创新上下行呢?从需要的产品出发，往上走去寻找技术，没有现成技术就发明，再向上琢磨什么道理、什么原理，最后推动原理级的科学发现。这是一条上行路。还有一条下行路：从好奇出发，或“为科学而科学”，还根本不知道有没有用、能不能用，先把原理级思维拿出来，然后发明能应用的技术，最后做成产品。

下面我们各举一个实例来看何谓创新上下行。

第一个实例是原子能和原子弹。关于原子能是先有论文的，一位德国学者在1937年发表了论文。过去的炸药基于化学变化，但原子结构特别是原子核没有变。但学者发现，原子核一旦有变，将产生巨大能量。所以，核的裂变与聚变，是先有科学发现，写下原理。这个发现成立不成立呢?学术圈先讨论。至于能不能应用，那还要看条件：法国、英国忙于对付希特勒，它们的原子能科学家，加上从德国跑出来的犹太科学家，最后跑到美国，说服罗斯福总统立项“曼哈顿计划”，才解决技术难题。最后第一代产品就是一个“小胖子”，投到日本，促进了“二战”的结束。这是一个从原理到产品，创新下行的经典例子。

上行经典当然首推苹果。乔布斯算不上科学家，但恐怕是产业革命以来最好的产品牛人。他对人类的需要、对人们自己也讲不清楚的潜在需要有过人的感知。他还特别坚持产品品质和使用体验，不达极致绝不罢休。苹果模式是从产品出发去找技术、找零配件，以此驱动技术发明，并带动原理级别的科学发现。那就是上行了。

既然有下行也有上行，那么创新行为就有的选，可以上三路向下打，也可以下三路向上打。上面讲到我们中国古代文明很灿烂，学术思想也了得，可惜没有经历西欧中世纪之后的那两个时期，特别缺乏科学传统，以致近代落后挨打，在现代化建设上沦为后来者。这也决定了我们的创新，更重于从需要、产品、结果向上找技术、找原理。

这次来深圳学习科创经验，我发现绝大多数故事都是从产品出发向上打，或者用大族激光高云峰董事长的话来说，属于“逆向创新”。我们腾讯的故事，是不是基本也属于上行范畴?不过深圳也开始有了从原理向产品发展的新苗头，像我们将要去访问的柔宇公司，那是先有了论文，有了原理级发现，再解决技术难题，最后做成产品的地方。往未来看我们国家的创新，上行方兴未艾，下行崭露头角，越来越有看头。

▌四大动力，缺一不可

其实不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还是产品设计制造，还原到行为的动力，就是《富足》那本书里提到的四大动机。

第一个动力是好奇。这是人的天性里头就有的，人是万物之灵，天生就有这个偏好。

第二个动力是财富。开发一个产品、一门技术，或发现一个原理，如果可以带来财富和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且强有力的动力。

第三个动力是恐惧，书中主要讲国家安全。罗斯福为什么搞“曼哈顿计划”?因为恐惧—要是希特勒先掌握了原子弹，“二战”命运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其实军备竞赛既是经济竞赛，又是科技竞赛，这是推动科创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以色列、美国硅谷还有波士顿创新面对的需求，并不仅仅限于市场需求，还有国防需求。

第四个动力叫人生意义。这就比较讲情怀，人生要有个意义，要给世界留点有意义的东西。

科创发力，哪一个动力也不能少。科学发现从根本上由人类的好奇心支撑，但科学家也要吃饭、生活，实验要有设备，在还没发现成果之前要有持久的投入。这就需要财富，才可以动员千军万马转到发现和发明。至于所谓的恐惧，其实是群体、国家之间竞争的派生物，其直接出发点并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安全保障和有效威慑，尽可能拥有人无我有的撒手锏。最后，通常在前三项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总有一些人追求人生意义，希望给世界留下有价值的贡献，其中就包括发现与发明。

这四大动力，或强或弱，在哪里也总是有的，不过受具体条件限制，动力的配置、发挥、组合的状态有所不同。我们讲打通科技创新的经脉，首先是在现实约束下，恰当配置动力，选择合适组合。这个方面也要借鉴他国经验。比如以色列，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小，但教育根基厚、科学人才优秀，集中于原理级发现和关键技术开发，在前沿尖端科研领域占一席之地，产品和产业就借助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市场。

2015年访学以色列，去之前我有一个疑问，以色列人那么信上帝，怎么同时做到科创能力位居全球前列?去了听一位拉比讲解，原来犹太教的《圣经》里说，犹太人是上帝选来与上帝角力的——那就可以与上帝掰手腕，而不仅仅是顶礼膜拜、下跪磕头。这是以色列创新能力的精神源泉。他们普遍重教育，但最看重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是敢于发问、追问不止的探索精神。据说犹太母亲见孩子放学，会问孩子“今天在学校问了什么好问题”。

美国作为创新强国，动力配置更为齐全。那里一流大学多，科研实力强，资本雄厚，金融服务健全，还在全球争霸中形成国家对科技的超级追求，有能力汇聚全球好做科技梦的年轻人。好奇、财富、恐惧三大动力充足的地方，追求人生意义的人就比较多。你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岁数不算大，但选商业方向，一律事关人类命运。

2016年暑期我参加北大国发院的朋友、老师和校友组织的美国积木式创新深度访学，在硅谷、洛杉矶以及波士顿128公路周边，一共访问了二十多家科创企业。回来补记观感，一共两句：“百无禁忌想，脚踏实地做。”

大家知道，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到现场才有感悟，那股风可不单单在校园内劲吹，而是校园内外、大学之间、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金融资本市场全覆盖，浑然打成一片。看来大国科创，动力齐备之外，还要加上打通经脉，上下行浑然一体，才有大成。怎么做得到?集聚、汇拢，高密度、高浓度、高质量分子互激互动。

▌顶级享受与大众富足

从原理一路做到产品，事情还没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很好的产品还不一定等于好的商品，更不一定能流行开来，成为潮流。那样的话，也谈不上造福人类、改变世界。产品转商品，要研究市场的规律。

过去讲产品生命周期，其实是商品生产从开发、上市到大批销售，达到顶峰再衰减，都有个顺时间而变化的过程。科创产品有没有周期?恐怕也是有的，譬如互联网的出现，因为有一个网络效果，可能改变产品周期分布变化的图形。

回到我们开头的故事，为什么秦始皇差人去寻长生不老药?普通百姓不想延年益寿吗?当然想。但想也是白想，因为没那个财力来支持欲望实现。所以按照一般规律，商品刚上市，没有规模经济，卖价不能不贵，唯大富者才能享用;随后，技术成熟，生产上了规模，渗透到中产人家;再成熟到大规模生产，普及中下收入阶层。

从这点看，科创产品走市场路线，还有另外一个上下行。这里所谓上行，就是创造顶尖享受和极致体验，带来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消费快乐。其实人类历史上的能工巧匠一直努力在做这件事。不过很遗憾，服务对象总是那么一小撮人，即王公贵族、大富大贵之流。但是从技术、工艺、品质等方面看，这种追求挖掘了人类包括想象力和动手能力的潜能。

法国出了这么多顶级奢侈品公司，据《时尚的精髓》探查，主要源于那位穷奢极欲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这位法国大皇帝有一招是同样穷奢极欲的中国皇帝没有的，他允许皇家的能工巧匠也在市场上开店，把“皇家定制”当作一块牌子卖。

演变至今，我们听说过中国大妈到香榭丽舍大道抢购包包，却没听说法国大妈到前门大栅栏来抢购西太后用的物件。这一点上，日本好像也追随法国路线。我参观过一家十三代相传的株式会社—印传屋，它专做鹿皮制品。历史上专为日本天皇宫廷供货，现在是顶级奢侈品牌，与法国牌子有的一拼。

关键是现代产业革命之后，中产阶级崛起，财富总量越积越多，但收入分配从“金字塔形”转为“葫芦形”或“橄榄形”。众多人口的温饱满足之后，继续增加的收入要找新鲜而高品质的享受。这时商品开发就有了新讲究：究竟是提供更高精尖的、更精致、体验更极致的产品服务，还是把原本只有大富大贵阶层享用的产品服务，变成普罗大众都可及的产品服务?

这件事情，工业化时代美国企业做得好。也许是美国没有老欧洲那种社会等级制，既不出皇帝，也不出贵族，没有与生俱来的血统分层。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美国企业家擅长把欧洲王室贵族少数人定制的享受，用大批量生产的办法革命性地降低其成本和售价，以至渗透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下面讲两个实例。

其一，关于剃须刀的革命。老式剃须刀是一把折叠的利刀，要用好钢精心打造，价格当然不菲。且无法自己给自己刮脸，非有仆人伺候或理发师傅服务不可。但是到了20世纪的美国，冒出来一个叫吉列的销售员跨界创新，把一体化剃刀一分为二，刀把归刀把，刮脸刀片归刮脸刀片。

消费者只需买一个成本价的刀把，再每周买一片刮脸刀片，装到一起就可以自行解决问题。每周一换的一次性刀片，单价不高，可毛利率不低，当然是聪明的生意经。因此庞大的美国工薪阶层都不用再去理发店刮胡子，只花费十分之一的成本就解决了问题。到今天，吉列剃须刀还是欧美市场主打的牌子，中国城乡便利店也遍布吉列的产品。

其二，说一说大家熟悉的福特生产方式。全世界的工业化，总离不开流水线吧?那就是福特的原创发明。这位企业家在100多年前就有一个想法：要是每个蓝领工人都能买得起一辆汽车，那汽车市场总销售量将非常惊人。如何让工人也买得起汽车?那就要大幅度降低单价，大幅度降低汽车的制造成本。他是先有这么一个念头，才发明了生产流水线。

据说福特流水线年产一万辆车时，其他股东开心非常，唯福特说，我的目标是一天造一万辆!低单价、大批量，质量还不能次。福特当年那款T型车，什么烂路都可以跑，否则也做不到单一爆款。

小结一下。

“创新上下行”有双重含义：一是创新的认知路线，是从原理发现、技术发明到产品生产呢，还是从产品上溯技术，再上追原理;二是让产品转化为引领市场潮流的商品，是向上追尖端品质的产品与体验，还是掉头向下，让似乎只能由高大上的阶层享用的产品和服务，流入寻常百姓家。双重上下行，都是科创行为，都要讲行为的动力配置。大国没办法，各类动力缺一不可，还要混合配置，把两个上下行的经络一起打通。

责任编辑；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