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一场再也不会有的改革

文/何帆 北大汇丰经济学教授|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

一场再也不会有的改革

导语

历史起起伏伏，变革来了又去。无数次的改革，如同车站中人们熙熙攘攘的面孔，看起来既陌生又似曾相识。但是，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一次改革，她刹那间出现，明艳照人，惊鸿一现，令人无限思恋。像这样的改革，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如果林肯没有打赢南北战争，美国一定会分裂为两个国家。一个是羽翼未丰的工业化北方，在老牌欧洲列强的竞争下被压得出不来气。一个是仍然实行奴隶制的种植园南方，逐渐沦为欧洲的经济殖民地。“北美国”和“南美国”会一直互相猜忌、互相敌视。好的时候，它们会像巴西和阿根廷，坏的时候，它们会像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可能更糟，它们可能会不断爆发冲突和战争，并在连绵不断的冲突和战争中过早地被耗尽雄心与朝气，变成两个暮气沉沉的偏僻国家。

但是，林肯赢了。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出现了快速的经济扩张。美国很快从一个农业国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工业主要以轻工业为主，比如棉纺、木材、制鞋业等。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开始“大炼钢铁”。1860年美国的钢产量还几乎为零，1870年达到了6.9万吨，1880年超过了120万吨。美国还兴起了修筑铁路的“大跃进”。1869年，横跨美国东西海岸的铁路在犹他州的海角点(Promontory Point)最终会合。铁路建设消耗了美国大约一半的钢铁产量，雇佣了大约十分之一的非农业劳动力，城市化也加速发展。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电报、电话等新的技术发明不断涌现。亚当斯总统的后裔、美国著名作家亨利·亚当斯写到：“历史上第一次，美国人感到自己和英国人一样强大。”

但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经济增长就开始放缓。技术进步没有惠及普通的工人，机器反而替代了工人的岗位。农民经受着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的煎熬。很多农民借钱买地，谷物的价格没有上涨，被投机炒高的耕地价格反而下跌了，真是祸不单行。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泡沫，尤其是对铁路的投机最为疯狂。1873年，就已经出现过一次铁路公司破产和银行倒闭的危机，到1893年，一场更猛烈的危机到来了。就在克利夫兰举行总统就职典礼的十天前，美国最大的铁路企业之一——费城和里丁铁路公司(Philadelphia and Reading Railroad)宣布破产。随后，美国共有500多家银行，1500多家企业破产。1890-1892年失业率仅为4%，到1894年就已经达到18%。这是1929年之前美国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马克·吐温所说的那个“镀金时代”破产了。成群结队的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到华盛顿抗议，工人纷纷起来罢工。1892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卡耐基公司的一家钢铁厂，工人为抗议工资降低举行罢工，州长出动民兵镇压工人，造成几十人伤亡。美国铁路工会抗议资本家乔治·普尔曼(George Pullman)削减工人工资，举行了大罢工，导致整个国家的铁路系统瘫痪。克利夫兰总统派出联邦军队弹压，引发了一场暴乱。农民们也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于1867年的格兰其农民协会(Grange)力量不断壮大，其成员在好几个州里都担任了要职。1877年还成立了农民联盟(Farmer’s Alliance)。

在这一背景下，民粹运动开始蓬勃发展。或许，美国民粹运动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赖恩，而民粹运动最有名的政策主张是反对金本位制，主张白银自由铸币。民粹主义者认为，金本位制是万恶之源。正是由于金本位制度引起了通货紧缩，尤其是农产品价格的紧缩。既然黄金的供给无法增加，而美国又有那么多的白银，为什么不用白银作为货币呢?从金本位制改为银本位制，实际上就是改为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布赖恩是个雄辩的政治家，他把白银铸币问题讲得极富有煽动性。布赖恩大声疾呼：“你们不能把荆棘王冠戴到劳工的头上，你们也不能把人们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西部盛产白银的各州，南部和中西部农业为主的各州联合起来，成为民粹运动的大本营。

关于金本位和银本位之争成了民粹运动时期压倒一切的政治议题。其实，民粹主义还有很多其它的主张。有一些是进步的主张，也有一些是反动的主张。有很多民粹主义者深感垄断企业已经变成国家的主人，政府应该把权力重新还给平民。他们主张限制垄断企业、扩大公民的选举权。但是，很多民粹主义者把美国经济遇到的困难归咎于外国阴谋势力，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把克利夫兰总统说成是“犹太银行家和英国黄金的代言人”。也有很多民粹主义者反对外来移民，甚至主张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国会迎合大众的愤怒，在1882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对移民征收人头税，同时禁止华人入境。

如果布赖恩赢了，美国或许在19世纪变得和现在的南美国家一样，上台的民粹政权热衷于实行“劫富济贫”式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但利益受到损害的大资本家会伺机反扑，甚至支持军人政变。政治会像钟摆一样，在左右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但是，布赖恩输了。他比共和党的候选人麦金利少了60万张选票。布赖恩失败的原因，一是因为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欧洲农业歉收，扭转了美国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颓势。在南非等地发现了新的金矿，而且提炼黄金的技术出现了突破，黄金的供给大幅度增加，也就不再像过去那样令人憎恶了。二是民粹运动内部不团结。城里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关心的问题不同，白人劳工和黑人劳工之间还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三是大资本家幕后对共和党的鼎力支持。突如其来的工农运动让资本家深为恐惧，他们担心“泥腿子”上台，为麦金利提供了充足的竞选经费。麦金利的竞选筹资至少有350万美元，而布赖恩只有30万美元。麦金利竞选成功的消息传来，大资本家们纷纷弹冠相庆，畅饮达旦。

如果这就是历史的结局，美国或许会变成寡头统治。好的情况，美国会像俾斯麦时期的普鲁士，依靠工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的结盟巩固统治，但对普罗大众实施一些小恩小惠的福利政策，缓和阶级矛盾。坏的情况，美国会变成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客变成了强盗大亨们操纵的傀儡。

但是，美国很快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进步运动。从1896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总体来说，美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时期，经济低迷时期的失望和沮丧被一扫而清，整个美国社会变得积极、乐观、向上。

进步运动和民粹主义最大的不同是，民粹主义主要是一场农村运动，大部分民粹主义者既不喜欢工业化，也不喜欢城市化，他们怀念的是往日的好时光。但进步运动则主要是一场城市运动，其中坚力量是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向往的是未来的新世界。

进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并非因经济增长而感到盲目的乐观，相反，他们深切地感受到身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革中，有很多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企业通过兼并变得越来越大，小企业受到严重的冲击，工人被异化成了流水线上的螺丝钉。矿难事故不断发生，女工和童工的工作环境令人忧虑，大多新的移民既不是北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不是新教教徒。大量新移民来自东欧、南欧和世界上其它地区，很多人是天主教徒。他们在美国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奴隶制结束了半个世纪，黑人的地位仍然一如既往的卑微。城市中摩天大楼一栋比一栋高，但贫民窟却像牛皮癣一样蔓延。巨大的进步带来了巨大的不满。每个人都认为这不是自己当初想要的天堂。

进步主义者最可称道之处是，他们没有时间抱怨，只想快点捋起袖子行动。他们相信，只要有问题，就一定有答案。他们不想幽怨地臆想到底是哪个阴谋分子在给自己下蛊，而是要亲身探究社会问题的真相。很多记者、作家深入一线，努力“扒粪”，揭发阴暗面。作家辛克莱的《屠场》一书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里工人暗无天日的生活，也顺便告诉了消费者，他们每天吃的罐头都是怎么做出来的。辛克莱写到，一个连续加班的工人累的实在撑不住，掉进了煮肉的大锅中，就被自动地做成了香肠。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从密苏里城出发，沿路调查明尼阿波利斯、纽约、芝加哥、费城等地的政治状况，最后发表了《城市的耻辱》一书，抨击官商勾结，揭露美国各地触目惊心的贫民窟。另一位“揭黑”记者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在1904年发表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一书，把洛克菲勒如何操纵市场、控制油价的做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著名的美国律师，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犹太人大法官的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针对贪婪的投资银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来以《别人的钱》之名结集出版。他指出政府管制不是为了限制企业创新，而是为了遏制银行家们无止境的贪婪。

进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满怀改造社会的雄心，他们提出的药方是：反对垄断、加强政府监管、改革政府、推动民主参与、重建社会和家庭价值。

垄断企业的力量不是太大了吗?那就把它们拆散。于是，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1887年的《跨州商业法》、1890年的《谢尔曼反垄断法》、1914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反垄断法》等重要立法。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调查大企业是否有价格歧视、互相派遣董事等“不正当行为”。

食品安全、工人劳动权利不是得不到保障吗?那就加强政府监管。受到辛克莱《屠场》一书的影响，食品安全引起了高度关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美国农业部随后成立了食品和药品检查委员会，即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前身。辛克莱说：“我瞄准的是人们的良心，但击中的是人们的胃。”美国各州陆续出台了妇女工作时间、最低工资等问题的法规，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民间组织也风起云涌。

政府的贪污和无能不是让人们越来越不满吗?那就改革政府。一是加快对财政体制的改革。原来在民粹运动时期就已经酝酿的个人所得税终于开始实施。征收个人所得税提高了政府的收入，也方便了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更加严格，各级政府都必须公开预算。二是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支出增加。除了对失业、工伤、妇女等福利项目的支出明显增加之外，政府还破天荒地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尤其是对高中教育的投资。过去的高中教育是精英教育，学的是拉丁文课程，培养的是贵族。现在的高中教育开始面向大众，学的是英文课程，这大大提高了美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而且有效地对新移民的子女进行了“归化教育”。高中课程中有美国历史、“社会研究”等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美国逐渐把新移民融化在“大熔炉”之中。

城市化不是带来了贫民窟吗?那就去帮助他们。很多社会进步人士开始进入贫民窟，建立各种社会服务社。这些社会服务社给社区的穷人提供课程、托儿所、单身妈妈收容站，教育母亲如何照料孩子，大力提倡禁酒。在他们看来，需要改造的不仅仅是经济体系和政治体制，而且还有个人。这是一场野心勃勃的塑造“新人”的尝试。

如果美国进步运动的所有宏伟目标都实现了，那么，世界历史的进程可能从此改写。尽管进步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不愿意承认，但他们其实深受社会主义的影响。事实上，或许只有社会主义的理想光芒才能化解资本主义的戾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正是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制度竞争白热化的时候。如果美国进步运动一直走得顺利，美国可能会率先走出一条中间道路。美国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事实上的第一大国。试想，如果美国高举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其号召力将远播世界各地。那么，还有可能会出现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吗?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进步运动达到了顶峰，随后走向了衰退。很多进步主义者将战争看成一个绝好的机会。正如著名记者李普曼当时所说的，在对外和德国的独裁政权斗争的同时，“我们也要反对国内的暴君：科罗拉多的矿山、专制的钢铁行业、我们自己的血汗工厂和贫民窟”。进步主义者希望进一步扩大政府的职能、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并彻底改造美国国民。他们尤其对日益滋生的个人主义和享乐思想恨之入骨。“扒粪”记者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这样描写他看到的美国公众：“一群群普通人开着汽车在马路上无所事事地逛来逛去，上万名观众挤在电影院里，要不然就是喝着甜得发腻的饮料、吃着花里胡哨的冰淇淋。他们全都穿得花枝招展!他们全都吃得脑满肠肥!他们全都花得铺张浪费!”

遗憾的是，平庸的美国人民理解不了这样的良苦用心，进步主义者在他们眼里成了越来越令人反感的“事儿妈”。战争时期的征兵、经济管制，甚至对舆论的直接控制，都让美国人暗自担心，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怪兽?战时的军事动员还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战争刚一结束，就出现了罢工运动，1919年爆发了2600次罢工，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罢工次数最多的一年。受过军事训练的罢工工人和警察、军队发生冲突，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结局一次比一次惨烈，对共产主义的“赤色恐惧”也开始出现。比麦肯锡议员兴风作浪还早三十年，美国就已经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症状。“咆哮的二十年代”葬送了进步时代的伟大前程。

无论是三十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还是六十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我们都能依稀看到进步运动的影子。但是，在这之后，没有一次变革像进步运动一样气势磅礴。像罗斯福这样有雄才大略的总统，也只是继承了进步运动对市场经济加强调节的衣钵，他根本就没有敢去想如何改造美国人民。像约翰逊这样胆大的近乎鲁莽的总统，又没有吸取进步运动的教训，他推行的大规模社会改造，在20世纪60年代再度引发示威游行、罢工和骚乱。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完全是拜当年的进步运动所赐，但美国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对改革的恐惧、对政治的冷漠、对政府的怀疑，也是激进的进步运动留下的遗产。

历史起起伏伏，变革来了又去。无数次的改革，如同车站中人们熙熙攘攘的面孔，看起来既陌生又似曾相识。但是，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一次改革，她刹那间出现，明艳照人，惊鸿一现，令人无限思恋。像这样的改革，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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