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锡文：不要陶醉在城镇化的数字中(2)

 中国农业并不适合公司化经营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很多资本瞄准农业，希望以公司化经营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锡文：最近几年，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失地造成的社会问题不断增加。一方面，城市的不断扩张侵蚀着农业用地，而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大公司、大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民的土地从事经营活动的势头越来越猛。长期来看，这对粮食稳定生产、稳定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影响难以预料。

农业的再生产有其特殊性，无论是种植业、养殖业、林业还是水产业，劳动对象都是有生命的，这个特点决定农业生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命活动过程。只有让农业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建立非常紧密的经济利益关系，农民才可能认认真真地种地。让农民种自己的地，打自己的粮，这就是改革之所以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能够成功的精髓所在。

所以在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的过程中，必须顺应农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坚持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农民能干的事要让他自己干。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优化农户经营的外部环境条件。这样，在农村人口逐步转移，农和经营规模逐渐扩大的背景下，家庭经营的农业也将逐步走向现代化。而如果改变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让农民由业主变为雇工，能否持续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恐怕是个大问题，这在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里也找不到多少成功的例子。

陈锡文详解新扶贫标准

年均2300元的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已居于发展中国家扶贫标准中位数

 “2300 元的新扶贫标准，是经过慎重严格测算的。”

12月5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新确立的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贫困标准线，已居于发展中国家的中位线。

资料显示，新标准相较于2009年确立的1196元大幅提高了92%，扶贫规模也从4000多万扩大到1.28亿人（2011年底），占现有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的13.4%。

 “这无疑需要勇气。事实上，中央政府敢于大幅提高标准，隐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即中国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

陈锡文强调，正是基于这样的自信，中央才大胆提升标准，希望各级各地政府关注这1.28亿人，以新标准为倒逼机制，帮助低收入人口解决实际困难。

2300元，每人每天1美元

在新扶贫标准公布之后，陈锡文透露说，世界银行一位扶贫专家在听到新标准时非常兴奋，认为这是他20多年在世界银行从事扶贫监测工作以来，“最为激动的一天。”

 “由此可见这个标准并不低，据我所知已居于发展中国家扶贫标准的中位线”，陈锡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很多人以为指标是‘拍脑袋’出来的，其实不然。”据陈锡文介绍，新标准经过了非常慎重严格的测算。首先征求各省自定的标准，经加权平均后得出2200元；其次，借鉴世界银行相关指标，以每人每天1美元计算，再乘以6.3：1的汇率，得出2300元这一标准，与之前各省的加权平均值基本吻合。

中国从1984、1985年开始确定扶贫标准，彼时扶贫标准按照大数确定——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半，如果收入没达到一半即是“贫困人口”，而当时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大约为三四百元，这个标准自然显得很低。

此后，扶贫标准的提高都在此基础上增加，欠缺的是没有将经济增长率计算在内，所以扶贫标准与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从最初将近“一半”，到了本世纪初降到了不到20%。

 “这时候中央很认真地研究了这个事情”陈锡文说，这也直接促成了2008年扶贫标准的提高，将当初扶贫人口中的两类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合并后，将扶贫标准提到了1196元，这样1999年实行的扶贫标准，也就是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1196元的人群大概为4000多万人，到2010年，随着物价上涨，这个指标就自然涨到了1274元。

温饱问题已解决

在制订新标准的过程中，最费思量的是“全国统筹”调整。

陈锡文介绍说，首先每个省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5%到50%之间选择一个可行的标准，收入水平高的东部农村，就可以选择较低的百分比例，比如25%；收入水平低的西部边远地区，就可以把百分比提高一些，“像甘肃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总共就3400元，定50%的标准也就是1700元，你像上海、浙江等地的纯收入则接近或达到了14000元，即使确定25%都能达到3500元。”

为此中央采取由地方根据全国的标准，再按当地实际，自己确定扶贫标准的做法。而2300元则是一个对扶贫群体总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测算值。根据国家统计局去年的农民收入的调查， 2300元以下约有1.28亿人。

换言之，新的扶贫标准走的是两条线，一条是全国的监测线，即2300元，另一条是各省区市按当地实际情况确定的工作线，可以围绕2300元上下有一定的浮动。这样，总的扶贫对象规模为1.28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