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温州金融改革试点 要创新不要招安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通过温州综合金融改革的方案，笔者认为，这个方案有可能成为近年来最值得关注的经济体制改革突破。

十年来，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向政府管制轨道回归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次贷危机以来的4万亿元投资大部分都投向国有企业系统，加上部委与地方政府过度开发土地储备，国有企业获得特权经营，信贷规模、上市通道以及税收安排等各种社会公共资源的全面配合，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进入发改委主导的新计划经济时代。

温州金融改革方案的出台，是一个方向调整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金融改革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上提出了以资本市场为突破口的“蓝皮书”，期待在计划管制的财政金融系统中撕开一角，不久就在配合物价改革和宏观调控中无疾而终。

上世纪90年代初，以“联办”为代表的北京一批活跃的海归金融人士，试图在体制外独立运作一个证券市场，这个“白皮书”的梦想，也在几年后被整体纳入严格的证券监管体系而成为历史的记忆。

此后关于创建上海、天津等各地的金融中心的设计陆续出台，但基本是表达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姿态，配合地方政府和城市开发的配套，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关联不大。

金融是制度安排，金融改革便是制度创新，不仅是强化地域集中、服务丰富、工具增加、激励机制或政治级别的提高等技术层面的改善。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次温州金融改革方案明确民间金融的合理性，同时将监管权力下放到地方，这是具有突破性的变化。

依笔者看，温州金融的核心就是民间金融，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意义就在于全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反之，如果将温州金融改革视为国有金融一次制度招安，甚至用传统监管的方式引蛇出洞一网打尽民间金融力量，这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倒退。

温州金融的民间性

温州过去始终是计划经济社会中一个被忽视的小城，没有多少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产业经营，这也就给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试验者提供了一个没有历史负担和约束的飞地。温州文化继承了南宋永嘉学派一脉，主张“以利和义”、“道不离器”，重商重利。

这种务实精神和勤勉奋斗，造就温州成为30年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影响的民营经济中心。服装、电器、贸易和五金制造业等代表了第一代中国市场企业家的业态，不仅在中国独占鳌头，而且声名远播世界。

活跃的民间金融真正支撑了温州民营经济。一大批以担保、抵押、保理、租赁、汇兑、结算服务、理财投资等金融中介业务见长的中小企业和个人云集此地，形成了一个长久不散的民间金融生态圈。

尽管公司的名目都是服装、批发、美容、地产中介等匪夷所思的低调，但他们积聚起来的巨量资本，却有效地通过选择最有能力的创业者和企业家，而投入到各个产业，推动温州成为中国最有竞争活力的新兴城市。肯定温州民营企业和经济，就必须肯定温州的民间金融。

温州金融的核心恰恰在其民间性，民间资金、民间借贷、民间管理、行业自律。鉴于相对规模小，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的短期融资和增值服务，这是弥补主流金融业不足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坚持温州金融的民间性，才是此次温州金融改革成败的试金石。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被严重妖魔化，高利贷、非法集资、洗钱、地下钱庄等词汇习惯地与民间金融画等号，涉及民间金融的机构和个人动辄得咎，战战兢兢。

事实上，那些积极、创新的民间金融不过是管制之外的金融，并不是非法金融。

尽管温州出现过一些商业欺诈和信用危机,但与同期国有金融系统出现的更为严重的欺诈和技术破产一样,民间金融的主流和方向始终是积极的有价值的。

市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金融进入管制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基于市场需求、成本、创新和技术等多种考量，金融工具和金融过程进入政府管制的范围和方式是不断变化的。管制外金融的广泛存在和蓬勃发展应当是经济发展的福音和伴生现象，没有民间金融的丰厚土壤，就不会有真正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不会有企业家和金融家的产生。这是西方几百年来的金融经济历史所印证的经验，也是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写照。

许多空泛的指责常常经不起认真的推敲。例如，高利贷是一个具有道德评价的词汇，不应是讨论的观念因素。在常态社会下，利率应当反映正常的商业活动状况，调节资本进入特定行业区域或企业。而且，在资本可以自由进出的环境下，金融业与其他行业利润率也应当是一致的。利率高低都是调节资源流动的信号，不是道德指控。只有在管制经济中，利率才被人为调高或调低，这恰恰是管制经济的结果，不是呼唤管制的理由。

金融资源的制度博弈

市场交换的需求导致货币的创造，风险和发展的需求推动了银行保险和一系列金融机构的建立，社会经济与金融市场的进步，选择并造就了不同形态的金融制度。

金融是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要保证以最合理的成本来帮助资金从提供者转移到需求者，给社会以安全和乐观的环境。资金是公共资源，如同阳光和空气一样，要由金融制度来安排到最佳位置。

几千年以来，金融制度都是基于民间需求而在民间发展起来的，只是在西方产业革命后，各国政府才在扶植民间金融演变为现代银行体系后，建立市场监管原则。

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体制的核心不是产权问题，而是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

任何社会的增长核心动力是始终处于创新过程中的中小企业，所有优秀的大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中发展起来的。金融体制的要点在于两个问题：中小企业获得正常资本资源的途径是否畅通，中小企业获得资本的成本是否合理。途径与成本是衡量一个社会中金融制度优劣的根本指标。

中国民间金融没有西方同类那样幸运，在迅速开放之后，钱庄和票号在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压力下解体，强行转化为军事和政治管制下的国有金融体系。它不仅低成本地获得了最大的社会公共资源：经营许可、大众储蓄、强制利率汇率、财政和外汇储备注资等，而且还从法律上封堵了民间金融正常生存的空间而令其进入非法状态。

几十年来，中国的金融改革更多被赋予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涵义，强调产权所有和歧视，侧重行政监管和规模，以垄断经营和监管政策来维护巨大的存贷利率剪刀差，实施系统的机构高利贷制度。不仅按计划指导分配资金资源，而且不断通过各种税收、合资、股份制和上市等手段强制分配金融利益。

民间金融则在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和国内金融严厉监管下危机四伏，跳楼的有，跑路的多，还有吴英案试图死里逃生。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方案在此刻出台，其方向和实质自然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金融市场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多工具创造金融需求与供给的复杂系统，人才和服务远比资本规模和经营特权更为重要。

在中国目前格局下，中小企业和消费者个人是民间金融最重要的市场和客户群。从上世纪80年代的几个亿到今天的几千亿甚至上万亿元，在严厉打压的商业环境下，民间金融仍获得巨大的生存空间，本身就说明了民间金融生态的合理性和效率性。

民间金融的温州方案中，有五项涉及既有金融机构(当然是国营为主)面向小微企业进行业务创新和扩张，鼓励国有金融与民间金融竞争。国有金融的规模、机制、客户群体和管理方式等使得面向中小企业的服务并非长项，完全可以与民间金融建立互补的合作关系。

金融制度改革的要义是建立一个合理配置资源的金融制度，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于资源的长期博弈仍在剧烈进行之中。

希望温州金融改革不是用国有金融招安民间金融，用行政监管取代行业竞争，用既定的金融系统延伸服务封堵民间金融家的各种创新。而应让民间资本主导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甚至交易所，给温州和全国的市场金融家一个机会。这才是笔者期待的真正的温州金融模式。

温州金融试验区的文本使得金融在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上具有合法性，这个合法性能否具有市场上的合理性需要实践的检验。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方案的实施,无论结果成败,这个努力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与许多学者不同，笔者希望中央不再出台任何细则，给地方、给民间、给市场一个创新甚至失败的机会。当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没有什么技术细则，一个开放和发展的精神支持就波澜壮阔地启动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作者王巍为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