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怎样才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2)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您认为当前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周天勇：我觉得有三个原因：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第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城乡差距和其形成的产业结构扭曲。实际上就是历史上城乡人口户籍和人口固化导致的目前就业结构和产出结构的扭曲。我用一个数据来解释这里面的意思：201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是36.7%，增加值比例是10.1%，这本身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说，农村36.7%的劳动力创造，近50%的人口分配10%的国民生产总值，城乡收入差距无疑就是3∶1。

当然，从农村转移出去、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会给农村转移一部分城市中获得的收入。但是，由于生活费用的上升，80后、90后等农民工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准备在城市中安家等因素，向农村转移收入的强度和比例在持续下降。从全国总的基尼系数来看，对其贡献最大的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比重在60%左右。也就是说，第一产业中的就业比例与产出比例扭曲和不匹配，本身就是城乡差距，这个结构性的格局，靠改革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既不是体制造成的，也不是垄断和腐败造成的。如果没有城乡差距的话，我们的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以内和0.35左右。全国总体的基尼系数就可以控制在0.38以内。

因此，我们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原因，首先建国以来反城市化，就是说，农村低收入人口不能逐步转移到能获得收入比较高的城市。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过去没能转移的50岁、60岁、70岁、80岁这些农村低收入人口数量和比例很大。近3亿劳动力人口和6.3亿多的农村人口，他们是历史体制失误形成的先天性低收入人口。现在又根本不可能大规模通过转移支付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这是我们建国以来反城市化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先天性的客观的收入分配差距，这个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的扩大与体制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一个结构扭曲形成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城乡结构性收入差距的缩小还急不得，因为由于文化素质问题、城市的生活方式问题等等，45岁以上的这些人让他们转移出来也转移不了。如果他们能出来，比如在农村一年拿个2000元、3000元，到城市拿个两万多元，一下子就缩小了收入差距。但问题是他们转移不出来，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的规律，等着他们自然消亡，减少这部分人口来缩小城乡差距。还有一个积极的方式是，1—18岁的农村少年、留守儿童是低收入的人，他们源源不断地读完高中后，转移到城市，获得比农村高得多的收入，以缩小城乡差距。因此，农村老年低收入人口的消亡，新生的年青人向城市的转移，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希望。但是，这需要时间。

总之，我们在对历史城乡分割导致的先天性收入差距，要抱两种态度：第一是急不得，第二是要乐观。也就是说，自然减员是一个规律，另一个是大量的年轻人到城市也是谁也挡不住的客观趋势，随着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收入差距会有所好转。

需要看到的是，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是高度正相关的。但由于反城市化造成的城市化滞后，服务业的不发展，本来应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到服务业以获得很多收入来缩小结构性的差距，但由于服务业的滞后，不能实现这一愿望。这是历史城乡分割导致目前产业结构扭曲的一个连带问题，同时也造成了总体基尼系数的过高。

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企业规模结构扭曲。具体来说，首先，城市化以后，大量农村人口到城市怎么办，主要靠企业来解决就业。光有城镇化没有企业不行。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企业的规模结构到底怎样，也就是说，小微企业、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大型企业、特大型企业的结构如何。如果说你这个国家的创业不足，小微企业很少，主要靠大中型企业、特大型企业拉动经济增长时，就会发生问题：一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只注重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企业主是一小部分人，大企业的老板，资产的分配、利润都是他的，他们获得极端高的收入。小微企业少，就是小老板少，中等收入的人少。小微企业少，就业就困难，失业而贫困的人多。大企业越多，就业能力越差，比如钢铁、石化，虽然创造GDP很多，但是就业能力特别小，因为按照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来讲，它的资本有机构成太高，资本不需要那么多人。而且工资和社保越来越高，就不断用越来越少的人推动越来越多的资本，这样就导致就业少。劳动和居民参与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就少，资本所有者分配的就多。

二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越少，城市中造成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危险越大。企业的多少要按这样来分类，就是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是多少。现在学者们大都从小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来谈问题，这在分析收入分配问题时，基本无用。从韩国、日本、台湾地区的情况来看，在经济繁荣的时候，每千人口拥有企业要达到50多家，即使在金融危机以后，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平均在45家左右，最低也在40家。但是，中国将每户平均2人的5个个体户折成一个小微企业，再加上注册登记的企业，我们现在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只有14家左右。而且我们国家地区之间也不一样，比如贵州、甘肃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非常少，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却较多。凡是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多的城市和地区，中等收入者就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就少。而像贵州、甘肃等地方，中等收入者就少，因失业而贫困、不能在非农业领域工作的就多，这样的地区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分配就很不平衡。

第三个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是体制性原因。包括腐败和垄断。比如国有企业垄断、国有工商企业垄断、国有银行垄断，以及国有土地造成的两极分化。之前我发表过相关文章(《国有垄断成为推动两极分化的重要力量》刊于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9月27日)。此外，私营企业是不是导致两极分化和收入差距拉大，我觉得要慎重对待，如果你全部发展的是大型或特大型的私营企业，不发展小微企业，那么结果确实会导致两极分化。有学者讲，国有经济会实现公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5万亿国有资产，就业8000万人，占城镇就业的50%以上;而2010年，资产规模达到47万亿，就业规模下降为2300万人左右，占城镇总就业劳动力的比例仅为5.7%。国有经济中，越来越少的人使用、占有和分配越来越多的资产和利益。所以，我们在解决收入分配的时候，不能仇私。其实，所谓的“仇私强国”反而会导致两极分化。强国是指要解决收入分配必须发展国有经济，事实证明，它会导致更大的两极分化。仇私，比如把个体和小微私营经济的利润全部征收光，甚至限制、消灭个体和小微私营经济，这会导致更恶化的两极分化。所以必须把这个大是大非的道理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