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今后38年养老金缺口占GDP比重将达75%(3)

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未来风险

在编制2002年－2010年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我们还运用与资产负债表概念相关的方法和模型对资产负债表面临的未来风险进行了专题研究，其中包括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养老金改革、地方债务、对外净资产等问题。基于这些专题研究，提出一系列用于识别、量化和化解未来(中长期)经济风险的政策建议。下面是马骏牵头的研究小组的几点结论：

1.如果不改革，政府债务的长期可持续性将面临巨大挑战。

在目前的财政政策、养老金政策、环境政策不改革的情况下，同时考虑到地方债和铁路债的压力，政府债务问题将逐步显性化，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估计将从目前的18%左右上升到2020年的28%，2030年的37%，2040年的61%和2050年的108%。这是明显不可持续的。

2.按问题的严重性排序，国家资产负债表面临的中长期风险主要来自养老金、环保成本、地方融资平台和铁路债务。

今后38年中，养老金累计缺口占GDP比重将达到75%，远高于环保成本，是融资平台和铁路债务对财政的压力的近20倍。

3.从这些风险发生的时点来看，平台和铁路债务在今后3年－4年处于还款高峰；环保欠账需要在今后十年逐步加以清理；养老金缺口将在十年后开始明显扩大。

4.短期内就应当规划一个地方平台解决方案。

地方平台问题的紧迫性要求在短期内就摸清地方政府的资产状况和直接发债的能力，规划一个包括(1)地方政府发债，(2)地方政府出售国有资产，(3)使用部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4)中央政府增加转移支付或减少地方配套比例在内的平台问题综合解决方案。

5.应要求地方编制和公布政府资产负债表，以利于分析地方债务风险指标，确定可以独立发债的地方政府，推动地方债市场的发展。

扩大地方独立发债范围，建立地方债市场，一方面可以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再融资，化解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另一方面也将推动地方政府提升财政透明度。

6.应充分估计养老金问题带来的巨大压力，在五年内启动国有股份大规模划入社保体系的改革。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我国养老金收支压力主要来源于转轨成本；在中长期内，人口老龄化将逐渐成为导致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更为主要的因素。如果不发生任何改革，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至2050年养老金缺口将达到当年财政支出的20%以上。

我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包括将退休年龄逐步于2020年至2050年间提高7岁，并在五年内启动将80%的国有企业股份逐步划拨给社保体系的改革。

7.政府持有的国有企业股份市值约为14万亿元。

我们估算了目前中国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持有的国有企业(包括非金融和金融国有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政府持有的上市国有企业的股份的市值。初步结论为：2011年底，中央和地方政府持有的国有企业股份所对应的净资产约为21万亿元人民币。以2012年4月的数据计算，中央和地方政府持有的上市企业的股份市值约为14万亿元。

8.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改善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

中国目前的对外资产负债表虽然显示有很大的外汇资产，但收益率很低。对外负债主要表现为外国对中国的FDI，虽然按原值计算的总量不大，但由于FDI回报率远高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回报，由此带来的对外收益支付压力很大。因此，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如一些人想象的会带来大规模净收益。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开放熊猫债市场将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对外资产负债表结构。

9.资本项目开放对汇率和资本净流入的风险可控。

我们的模型估计，中国在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由于对外投资和非居民对内投资将同时上升，中国对外净资产占GDP的比重很可能保持稳定。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项目开放对国家资产负债表和人民币汇率带来的风险基本是可控的。

国家资产负债表

在宏观管理体系中的作用

国家资产负债表应该成为今后宏观经济管理框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资产负债表在政策框架中的作用至少应该包括将短期经济政策的长期成本显性化、将经济风险在部门之间的转移机制显性化的作用。

经济政策有长短之分：短期的目标是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的稳定，长期的目标则是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短期调控必须考虑到对经济的中长期影响，从而实现长短期的动态平衡是经济政策所要追求的方向。

许多国家的决策者所面临的困惑是，短期决策的长期成本一般难以量化；而因为缺乏量化的工具和公开的信息，这些长期成本也比较容易被民众、国会所忽略，因此纵容了政府的短期行为。而国家资产负债表恰恰是可以连接长期和短期的有效工具，在此基础上的风险预测可以将许多短期经济政策的长期成本显示化。

国家资产负债表还能揭示部门间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可以考察财政、金融风险在部门间乃至国家之间的传导途径。从部门间资产负债相互转化的角度来看，存在着“居民→政府”“非金融部门→金融机构→政府”的传导链条。

首先，居民部门资产负债情况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到来而引起的居民部门储蓄率下降、负债率上升，意味着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可能无法支撑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需要向社会养老模式转变，进而增加政府对社会养老支出、医疗保险支出等隐性债务负担，居民部门负债率的上升将直接导致政府部门负债率的上升。

其次，居民、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错配以及国外部门的货币错配将导致金融机构(银行或中央银行)的错配，进而演变为政府债务。

例如，通过房地产价格变动对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质量所产生的影响，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错配传导至银行部门；企业资金的周转困难和流动性紧张局面将使银行不良贷款上升，进而引发其资产负债错配；国外部门在外币方面的期限错配会导致展期风险，而本国经济部门中以外币计值的资产和负债不匹配可能导致资本流动的逆转，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储备资产的损失(这在新兴市场货币危机中尤为普遍)。

当政府为解决银行的资产负债错配或货币错配而对其进行国有化的时候，也意味着政府支出的大幅上升，潜藏银行债务危机向政府债务危机转化的风险。

要实现国家资产负债的可持续管理，第一步要弄清楚各个经济部门的负债(包括隐性的、或有的)有哪些？规模有多大？每个部门拥有哪些资产？规模有多大？能不能覆盖自身的债务？为此，需要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能全面反映各经济部门信息的、具有连续性、可比性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通过国家资产负债表，可以监测某一时点上各经济部门详细的资产负债情况，评估每个部门的偿债能力、举债筹资能力，并且发现各部门之间是否存在结构错配、货币错配以及期限错配，了解国家内部经济运行情况及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债权或债务地位，发挥“显微镜”式的监测功能。

不仅如此，还可以在资产负债表存量基础上引入流量冲击(例如地方融资平台偿债要求、人口老龄化可能造成的额外财政负担)，估算出未来政府负债规模变化趋势，找出负债超过资产承受范围的临界点，从而揭示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及其规模，发挥“望远镜”式的预测功能。 

责任编辑：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