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1962(2)

1961年3月，陆德生陪曾希圣前往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陆德生把汇总的“责任田”试点进展情况和各方反映，对曾希圣做了汇报。曾希圣在与毛泽东谈话时，就此做了报告。毛泽东的答复是，“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这给了曾希圣以信心，同月，安徽省省委出台《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的问题(草稿)》。

这一年的7月，毛泽东再次对此表态：“你们认为没毛病，可以普遍推广。”但到了年底，态度又发生变化，毛泽东说：生产已经开始恢复，是否把“责任田”这个办法改回来?到了七千人大会，“责任田”变成曾希圣的罪状，受到批判。

功过曾希圣

七千人大会的规模，在中共历史上颇为罕见。大饥荒刺激了中央高层，决定以这种会议方式寻求改善之道。

会议上，中央领导表现出对事件认识的分歧，譬如刘少奇说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著名惊世话语。

对史家常常提到的刘少奇讲话中的天灾人祸三七开，冯希仁反而记不清了。在他的印象中，接下来的讨论，“主要还是坚持三面红旗。”

七千人大会的确纠正了很多左倾错误做法，但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注定了安徽“责任田”试验夭折的结果。

近来，不断有人撰文讴歌曾希圣，称其如何顾及百姓利益，最后却因“责任田”而受到处分。有人甚至称其为“为包产到户罹难第一人”(见《中国老区建设杂志》2003年第6期，徐恒足《曾希圣：为包产到户罹难第一人》)。这种说法，遮蔽了曾希圣治下饿死数百万人的事实。曾希圣受处分主要源于此。

在七千人大会上，蚌埠市市委副书记马骞向党中央举报曾希圣。毛泽东在收到几封检举信后，决定将会议延长到春节后闭幕，并说“要摸老虎的屁股”。

张素华在《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称，曾希圣对毛泽东在大会上讲的“要摸老虎屁股”的话并没有在意，更没有意识到这些“老虎”所指，其中就有自己。当他得知刘少奇要来参加安徽组的会议，还请彭真捎话给刘，请刘给安徽的同志鼓鼓劲。而刘少奇来到安徽组，就对曾希圣说，你不是请彭真让我给大家鼓鼓劲吗?假如相当多的人肚子里还有气没有出完，越鼓，气就越多，不会有干劲的。要鼓干劲，首先是出气的问题，充分发扬民主的问题。刘少奇这样认识问题，应该说是正确的。

张素华说，刘少奇针对安徽这几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农业减产、工业减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又发出和他在大会讲话时一样的“天问”：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我在报告中讲了四条缺点错误，安徽有多少条?是多一条两条，还是减一条两条?错误的性质，我在报告中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安徽是不是这样?错误的责任，总的来说是中央负责，省、地、县是个什么责任?刘少奇的这几问，直逼问题的核心，所有与会者震动极大，“气氛十分紧张”!刘少奇认为，安徽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所以他号召大家围绕这几个问题 进行讨论，换句话说，是揭盖子。

张恺帆在回忆录中也提及当时的情况：“开会时，曾希圣也走进会场，少奇同志说：‘你来干什么?你去休息!你在这里，大家不敢讲话。’结果，都揭开了。五风问题，饿死几百万人的事，还有几个人的冤案：刘秀山、李世农、杨效椿、我。”

据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2 月7 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安徽的同志仍留在北京继续开会。在大会结束的第三天晚上，2 月9 日，刘少奇三上北京友谊宾馆。这一次，他经过多方了解情况，看来已经胸有成竹，掌握安徽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了。在会上，刘少奇发表了总结性的讲话。他说：看来，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的问题，省委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的问题。接着，他对曾希圣的问题进行了解说。并宣布，曾希圣同志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他这个要求。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任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

其实，从刘少奇的本意而言，应不反对“责任田”，但在当时坚持三面红旗的气氛下，又不能不在列举曾希圣的过错时，避过这一点。

七千人大会对安徽省影响巨大，安徽是七千人大会上被批评的典型，包括曾希圣在内几个省委书记都降了职。曾希圣调离安徽，但仍任华东局第二书记。黄岩仍担任安徽省省长，只是降为书记处候补书记。张祚荫仍担任副省长，但被拿掉常委职务。处分相对严重的是桂林栖、宋孟邻和曾庆梅，三人一起被调到党校学习，而后分别出任唐山铁道学院书记、西安市副市长和山东淄博市市长。还有一个省委常委被开除党籍，下放当副县长。

“别的省如河南也有人受了处分，但没听说有像安徽这样换了整个省委领导班子的。”七千人大会安徽代表马维民说。

责任田夭折

时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一直关注七千人大会的进展，还曾向马维民等人了解曾希圣受批判的情形。胡耀邦想要知道安徽省推广的“责任田”将面临何种命运。胡耀邦对责任田的立场，是那个时代中央领导层整体认知水平的缩影。

在此之前，胡耀邦曾向毛泽东报送一份名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的报告。报告中，胡耀邦称“包产到户”(责任田)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但是他提议：“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但要允许不同意的地方不这样做，更不要把它说得绝对，避免被动。如果要转过来，也要有准备、有计划地转，不要造成混乱，使生产再受损失。”

胡耀邦还提到市场、中小城镇生产和职工生活。农村集市都开放了，很活跃，但有些地方也有点乱。由此可见，胡耀邦当时对责任田和农村集市都有所排斥。

毛泽东将胡耀邦的报告批示：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生产恢复之后，责任田的历史使命也就宣告结束了。

当时的《安徽日报》上对七千人大会只字未提。七千人大会刚结束没几天，1962年2月13日，《安徽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关于冯希仁所在的安纺一厂的报道。报道名为《推广先进经验要从实际出发反复试验——安纺一厂西纺车间干部从使用集棉器过程中受到深刻教育》，内称：1956年底车间投入生产时，有关人员没有弄清实际情况，就在纺纱机上一律装了集棉器，结果有的效果好，有的不好。1961年初，车间领导没有进行具体分析，决定将集棉器全部拆下，结果纱的强力降低，断头增多，回花上升。使用集棉器过程的这一起伏，使车间干部认识到，对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处理问题要从实际出发。

“从实际出发”，这是这篇报道强调的重点。也是七千人大会后，安徽舆论宣传的一个重点所在。但在“责任田”问题上，中央仍然意识形态挂帅，并未“从实际出发”，而是一刀切予以否定。

李葆华到安徽就职后，就开始贯彻中央决策，逐步取消责任田。

这中间有一个插曲。1962年，安徽宿县符离区委曾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上“万言书”，保荐责任田，但未被采纳，还受到批评，相关官员做了检讨。

1962年10月11日至11月12日，安徽省省委一届十三次全会在合肥召开，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指出安徽也存在“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其中以“单干风”最为严重。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的决议》，表示坚决改正“责任田”，恢复和巩固集体经济。

到了年底，安徽省省委印发《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及今后的工作部署》，内称各地已改正“责任田”的生产队有60100多个，占总数的23%。安徽省省委要求各地在1963年春耕前改正一批生产队，其余部分则在1964年春耕前予以改正。

张恺帆晚年回忆称，李葆华来安徽主政时，安徽七十个县有六十多个都实行了包产到户，李葆华说包产到户是曾希圣的一大错误，但是李葆华的步子是稳的，他提出：责任田问题要慢慢改正，不要一下子翻过来，要分期、分批、一步一步改过来，对农村，要实行休养生息。1962年，安徽省的生产状况很好。工业方面，关停并转，非生产性的建设一律停止，研究生财之道。

目前普遍的看法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饿死人的现象开始受到遏制。1962年虽否定责任田，但因为其他因素的好转，故百姓的健康生命权利整体上有所提升。

一直到1978年，马维民曾任职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还是在巨大的压力下，选择了“责任田”，就此带动了一场改变整个中国乡村命运的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