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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就:不要对抗经济增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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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经济增速下滑至7.6%,为近年来的一个低点,我们对经济增速的下滑不应感到意外,因为这完全是市场的正常反应,是经济规律确发挥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速的下滑,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投资这个发动机熄火,过去几年,政府由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承担了大量的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超过十万亿,仅铁道部的负债就超两万亿,高企的债务导致政府的投资能力大大下降,另一方面,出口由于外部市场受到了欧债危机的影响也大幅度地下降,加上有消费能力的人群因归还房贷及对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等种种因素抑制消费,在上述所有因素的作用下,经济增长必然是要出现下滑的。

下滑是经济规律自发地起作用

任何依靠信用扩张刺激的经济都是一个泡沫,都是要碎的。在货币国家化和部分准备金的银行制度下,信用将会扩张,信用扩张造成人为的繁荣,而这种由于信用的扩张造成的繁荣是不可能持续的,危机一定会随之而来。而我们促使信用大幅度扩张的因素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如对投资的拉动和鼓励出口的政策。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出口迅速增加,出口增加的一个结果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因为赚取的外汇都要结成人民币。所以,我们的信用扩张的程度,要远远超过一般国家的水平,这也意味我们面临的危机可能也将是极为严重的。

在信用扩张之后,市场会自发地把经济增长速度往下调。这有两个机制,一个是刚才讲的负债率的提高,因为多发货币就意味着增加负债,所以信用扩张必然会使银行受冲击,最近银行坏账率大幅度提高,就是前期信贷扩张的结果,银行为控制坏账率提高,会收缩信贷,信贷收缩之后,经济的增速当然就会下来;另一个是价格所起的作用,货币发多了,物价就会上涨,物价上涨将抑制投资、消费和出口,特别是对出口的抑制应该是很明显的,刚加入WTO的时候,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很明显,但现在这种优势不能说没有,但已经不明显了,在信用扩张政策的作用下,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价格相比十年前都大幅度地上涨了,即便没有信用扩张政策,出口的增速也会由于本国商品价格的上涨,竞争力的下降而下降,出口增速的下降也同样导致整个经济增速的下降。

所以,现在经济增速下滑,是经济规律自发地起作用,我们不要对抗它,人为地把增速拉起来,重蹈以前的覆辙。经济增速的下滑未必是坏事,因为经济增速的下滑往往伴随着物价的下降,如6月份CPI已经降至2.2%,物价下降使居民手中的货币的购买力提高,可见,从另一方面看,增速下滑是好事。

如果现在我们和2008年一样再度实施“稳增长”的政策,那么结果只有消费品物价的大幅反弹,而不会对经济危机的解决有任何的帮助。原因在于任何的刺激都救活不了那些已经处于过剩状态的产业和企业,刺激只会使过剩变得更加严重,而不是缓解。面对前期刺激产生的过剩产能,只能让市场去慢慢消化,该减产的就让它减产,该裁员的就让它裁员,该倒闭的就让它倒闭,该转行的就让它转行,企业自己会对危机采取相应的行动,政府不要干预。

也不要把“调结构”作为目标

有人会说,既然“稳增长”的政策不可取,那么“调结构”总可以吧。对此,我们的回答也很明确:政府不要试图去“调结构”。因为政府永远不会知道未来应该是什么结构,或者说什么结构是“好”的,并且即便政府知道有什么是好的结构,也不会知道采取什么手段才是“经济上”有利的,也就是说,政府可能为了那个它认为的好结构,付出了不该有的代价。

好的经济结构是市场竞争的产物,而不源于政府的规划。实际上好的经济结构很难定义,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可以度量的好结构指标,比如技术先进就是好结构吗?不见得,先进的技术如果不能应用到市场当中,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有什么价值呢?或者,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就是好结构吗?也不见得,因为重要的不是农业的比重,而是农业是否更好的满足了消费者需求,或者农业部门创造的价值如何,有的发达国家农业比重就很高。所以,“结构调整”甚至都不是一个好的概念,因此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目标去追求,就像不能追求GDP一样。也正如GDP的指标一样,政府预先设定的好的结构不代表对消费者有更大的价值。如果经济有什么结构的话,那么一个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而不是满足政府的结构目标的结构才是好的,这一结构的优化,必然是企业根据它们对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自我调整”其结构的结果,比如,我们看到武钢开始养猪,这就是它调整经济结构的行为。

如果中央政府人为地设定了一个“好”结构,比如加大新能源产业产出的比重,那么各地方政府必然会纷纷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这一领域的投资,结果就是这一产业的过剩,这一幕已经活生生地在多晶硅等行业上演了,现在很多产业的过剩,也何尝不是政府好心地调结构的产物呢。所以,如要实现结构的优化,最好办法就是给企业更大的活动空间,不要引导,更不要限制企业的自主行动。

警惕地方政府重新获得投融资能力

即便从道义上讲,也是不应该对抗经济下滑,为什么这个说呢?因为你去挽救那些处于危机中的企业,意味让这些企业可以逃避它们当初由于进行了大规模的错误投资而应该承担的责任,躲避市场给它们的正当处罚,尤其是对金融部门,更是不能例外。同样,政府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最近有人提出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证券化,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因为这意味着政府把债务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为自身下一步的大规模融资铺路,如果政府还是具有强大的投融资能力,信用扩张的势头怎么可能抑制,所谓的经济结构又怎么可能调整呢。



责任编辑: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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