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中的政策选择

未来一定时期内，保持一定的、适度的经济增速十分必要。中国遇到的所有问题，都需在发展中解决，维持必要的速度是一个前提

■　王 军 刘博昕

经济下行难言见底

今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速仅7.6%，虽然基本上在大多数机构预期范围之内，且略高于全年政府确定的调控目标。但如果我们如果连续观察过去10个季度，GDP增速已从12.1%逐渐滑落了4.5个百分点，与2008年第四季度持平，与过去十年间相比仅高于2009年第一季度的6.6%，经济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

6月份，PMI、CPI、PPI、工业增加值、国有企业利润及进口数据快速滑落。汇丰PMI和中采PMI分别为48.2%和50.2%，双双创下7个月新低;CPI同比增长2.2%，是29个月的新低，且环比开始转负;PPI同比下降2.1%，连续四个月负增长，且降幅不断扩大，环比也是负数，早已落入通缩区间，显示出企业投资明显缺乏后劲，工业生产活动低迷;出人意料的高贸易顺差主要是因为进口过快下降，而这恰恰反映出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乏力;发电量零增长，全社会用电量4.3%的超低速增长，工业增加值仍旧徘徊在10%以下;上半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1.6%;长期信贷需求不振，前6个月M2增速均落在全年调控目标14%之下。

所有的数据都鲜明无误地指向一个事实：国内宏观经济不容乐观，三大需求疲弱格局没有改变，经济增速惯性下滑态势还没有稳住，经济下行压力还比较大。之前市场一致预期的第二季度经济可能见底，现在来看可能过于乐观了，甚至还很难说第三季度就一定能够真正见底。下半年稳增长的任务依旧艰巨。

悲观的数字再次给本已悲观已久的股市重重的一击，7月24日，上证指数创出了2131点的39个月新低，“具有罕见投资价值”的沪深300(2319.670,-11.94,-0.51%)市盈率已创出该指数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10.29倍。

尽管对于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通缩尚存争议，但通缩预期的加重和担忧，已在学界引起极大关注和广泛争论。即使CPI仍然为正，但随着欧美经济下滑使得输入性通胀压力减轻、资金外流趋势已持续数月、国内经济增长疲软导致总需求下滑、资产价格持续缩水、房地产调控总体依然从紧、长期投资增速下降明显、长期信贷需求疲弱、M2增速仍低于既定目标、微观经济层面企业资金困难、利润明显持续下降等现象加剧，毋庸置疑的是，通缩苗头开始显现，通缩预期不断加大。

可以想象，若下半年GDP增速仍不能有较为显著的回升，通缩态势很有可能从预期变为现实。因此，如果宏观经济政策能逆周期操作、继续适度放松，经济会企稳并温和回升;如果政策依旧彷徨迟疑，止步不前，经济很可能出现继续失速，让前期预调微调的政策效果前功尽弃。

从4月开始，政策重心转向“稳增长”，一系列政策措施开始发挥效果，但从6月份数据看，经济反弹并不明显。当下，要改变市场的通缩预期，有效应对经济增速继续下滑，一定要以果断措施坚决遏制通货紧缩的苗头，进一步加大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力度。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的危害要大，治理起来难度也更大。

经济下行的性质与原因

自2011年以来，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变得十分复杂，且面临许多新特征、新情况和新趋势。这一轮经济下行的复杂程度是我们以前所未遇到过的，其性质与原因，既有短期周期性调整，也有中长期趋势性下滑，更有内在结构性缺陷，是上述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和叠加的结果。

从短期周期性调整来看，拉动本轮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是，危机后我国宏观政策的主动收缩，使内需中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出现明显减速，进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快速下行，加之外需收缩，造成了短期需求波动。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续的欧债危机更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运行本身所具有的周期性波动。

从中长期趋势性下滑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越来越明显的阶段性变化，正在告别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阶段，正在步入7%～9%的中速增长阶段，今后每隔10年，经济增速可能会回调1～2个百分点。即从中长期来看，观察推动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供给、资本投入、技术创新、制度变革等要素，综合物价和就业、投资等因素判断，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恐怕已经进入趋势性减速和回落区间，潜在增长率在逐渐缓慢地下台阶。在找到新一轮增长点和新的技术革命出现之前，潜在产出水平的下降、经济增速的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趋势性的，难以避免。

从内在结构性缺陷来看，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结构扭曲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现有的以投资驱动和外需导向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具体而言，中国经济的主要结构性问题包括：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消费率严重偏低并持续走低，投资率始终偏高并持续攀升;产业结构失衡严重，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内外经济发展不协调，内需与外需结构不合理;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分配差距过大等。

总之，中国经济低成本驱动时代已经结束，短期经济增长动力减弱，长周期经济下行正在展开，新的增长周期尚未形成，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特别是，短期内由于各种矛盾交织，决策层始终面临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挤泡沫等多重两难境地，由此影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造成经济运行出现摇摆和波动。当前，政策影响造成的波动与长周期减速重叠在一起，放大了国内经济困难，再加上持续几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国际大环境对我们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十分不利。可以说，最近几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最艰难、最复杂和最需引起关注的时期。

因此，未来一定时期内，保持一定的、适度的经济增速十分必要。中国遇到的所有问题，都需在发展中解决，维持必要的速度是一个前提。GDP增速太低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例如，抑制居民收入增长，不利于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影响财政收入的正常增长，进而影响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实现;影响企业经营的宏观环境，以及就业的扩大。

宏观经济政策应积极稳增长

鉴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随着物价水平的持续回落，货币政策有必要继续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逆周期调整，在总体稳健基础上做好预调微调。

今年年初以来，中央银行已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降息，货币政策事实上已偏向“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作为一种短期政策，应着眼于经济增速不断下滑且暂时难以遏制的严峻现实，相机抉择、及时调节。目前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面临着价格和供应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资金成本过高，即利率水平过高;另一方面，资金供应不足，即银行体系受制于存贷比要求、信贷总量控制和出于回避风险考虑而惜贷。为此，只有同时从降低资金成本、增强可获得性两方面着手，才能有效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进而对消费和投资产生刺激作用。

在当前银行间市场资金总体仍然偏紧和外汇占款增速降低的背景下，近期中央银行可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是调整包括存贷比在内的监管比例，例如可将部分同业存款纳入存贷比核算，以解除银行体系资金向实体经济传导的约束，扩大银行的放贷能力，缓解当前实体经济对流动性的需求。信贷政策应积极配合各项稳增长、稳投资措施，继续“定向宽松”并适度加大贷款投放力度，重点对基础设施、民生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西部地区倾斜，重点支持在建、续建和重点项目。引入差别化的监管政策，如差别化存款准备金制度，不断完善对有资质、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满足其正常资金需求。此外，亦可考虑适当放松对中小户型、首套住房或改善性需求为主的房地产贷款的限制，以发挥稳定房地产市场投资在稳增长大局中的重要作用。

从财政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积极的程度很难让人满意。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的税负就较为沉重，1994年新税制改革后，全国税收增长率就一直高于GDP增长率。结构性减税，一方面可减少企业成本，增强企业活力，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刺激企业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并增厚其利润空间;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政府给企业减税让利，企业给居民提高工资、增加分红，进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2011年以来，新一轮结构性减税只规定了项目而没有规定减税总额目标，可以说是从手段上着眼而不是从效果上着眼，这一点同其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减税做法有所不同。还有，政府在推出减税项目的同时，也在增加一些税收项目，如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资源税从量计征到从价计征以及个税改革导致中高收入人群税负增加等，都体现了“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特点。特别是，迫于经济下滑导致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增收新招层出不穷，结构性减税已陷入实际效果不一以及同地方财政收入压力的博弈之中。

从总体上来看，结构性减税对于企业税负的真正减轻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现行的结构性减税，很难判断最终的结果是增税多还是减税多。因此，未来结构性减税还需真正落实，进一步加大力度，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