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京玲:就考虑怎么样增加经济收入,但是不想我们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不叫发展,叫欠债,我们现在都在借账生活。就像往地下打水,为什么能打进去?过去为什么打不进去?很多城市的地下水已经空了,不用很大的压力就能打进去。
侯京玲介绍,最浅层地下水的形成最少也要一万年,而很多往地下排污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犯罪,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经过地层的过滤,水自然会变得清洁。侯京玲认为,对环境威胁最大的,正是社会上这种对于环境和生态普遍的愚昧认知,而造成这种知识匮乏的,源于教育的缺失、人才的匮乏。这些年来,从事生态基础理论研究的地理系在各大专院校中被纷纷撤销,导致从政府决策到企业生产再到百姓生活,对生态的理解都非常偏颇。
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越来越高,未来我国该如何挽回?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贾海峰建议,要从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上防范环境风险和压力。
贾海峰:一个是产业是什么样的产业,第二就是产业的空间布局在哪里,尤其是像在河边上这种,如果一有污染的话很快就扩散到下游去了,所以对产业的布局、产业的升级改造,从是源头控制污染源的重要方面。
在最近爆发的一系列污染事件中,当地环保部门几乎都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中国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现在环境保护中最大问题在于,监管部门自身出了问题。
汪玉凯:很多地方的监管部门实际上变成了保护伞,下一步必须要加大政府自身对环境监管的力度,严惩这方面的权力滥用,从根本上遏制部门利益,彻底割断执法机构、环保部门和被监管企业后面的利益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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